【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森正孝】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了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判决，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死刑。如今，距离东京审判宣读刑罚，已经整整78年了。
然而，78年过去了，日本真的完成了对那场侵略战争的反省吗？那些曾经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的亚洲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应有的道歉与公正对待？遗憾的是，我认为这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随着日本社会近年来不断右倾化，变得越来越严峻。
如今，我已经到了中国人所说的“杖朝之年”，但回望这些年的经历，我依然觉得自己还有许多未完成的事情。坦率地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作为一个进入“杖朝之年”的老人，被允许拄着拐杖走进朝廷。我也希望在剩下的人生里，能够悠然自得、安享晚年。然而，日本的现实不允许我这样做。
今天，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断高喊所谓“国家正常化”，仿佛只要摆脱战后体制的约束，重新成为一个军事强国，日本就能够成为真正的“正常国家”。但是，一个连自己的侵略历史都不愿正视、连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都不愿认真面对的国家，究竟有什么资格谈论“正常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谷举行审判，画面呈现审判席、被告席及旁听区域。美国国家档案馆
在我看来，日本真正需要解决的，从来不是如何重新成为军事大国，而是如何成为一个能够正视历史、珍惜和平，并真正赢得亚洲邻国尊重与信任的国家。
究竟什么才是“正常的日本”？
关于什么是“正常的日本”，以及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赢得邻国尊重与信任的日本”，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一个是“当前必须立即着手解决的问题”，另一个是“贯穿整个战后历史最根本的课题”。
如今的日本，特别是高市政权上台以来，不断煽动“中国威胁论”，以追随美国的方式，进一步采取偏重军事的政策，并朝着修改宪法的道路急速迈进。
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我们并不需要面对什么全新的、难以解决的课题，只需要重新回到中日两国过去已经共同确认的承诺，也就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并切实遵守它们就可以了。
这四个基本文件分别是：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以及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这些文件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精神，那就是中日双方不应成为彼此的“威胁”，应当保持和平、友好、互利的关系，并且互不干涉内政。
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曾明确表明：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也就是说，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曾多次就“一个中国”原则向中国作出承诺。这是日本必须遵守的立场与原则。日本有义务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原则和精神，并且必须通过实际行动体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日本还必须立即开展历史教育，将日本侵略中国、对亚洲发动侵略战争以及实施殖民统治的历史事实，准确地传递给下一代。
之所以最近的“中国威胁论”“台湾有事”等言论能够在日本社会大行其道，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着对历史的无知和缺乏自觉。
以台湾为例，许多日本人几乎不知道，日本曾经对台湾实施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并犯下种种暴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也没有关于这些历史事实的记述。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媒体不断宣传“台湾有很多亲日人士”，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实际上已经被彻底遗忘。
接下来，我想谈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贯穿整个战后历史最根本的课题”。
这个课题，就是日本必须正视自己国家走过的历史，并以真诚的态度面对那些因这段历史而受到深重伤害的人们。换言之，就是正视战争责任和殖民统治责任。
然而，战争结束已经81年，日本国家依然缺乏真诚面对这一课题的态度，甚至还表现出某种拒不认错、强词夺理的姿态。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无法从今天日本领导人的言辞中，找到任何真正适合回应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话语。
因此，我不得不借用德国领导人的讲话，来说明一个真正“正常的日本”应当具备怎样的姿态。
首先，我想介绍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0周年华沙纪念仪式”上的讲话。
2019年9月1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波兰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0周年纪念活动。外媒
请大家尝试将这段话中的“德国”换成“日本”，将“波兰”换成“中国”以及“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国家”，再来思考其中的意义。
“这场战争是德国犯下的罪行。我愿为此承担责任，并请求宽恕。
我们绝不会忘记。我们绝不会忘记德国人给波兰造成的创伤，绝不会忘记波兰人民所经历的苦难。
我们怀着深切的悲痛，缅怀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并低头致哀。
我们请求宽恕德国犯下的罪行，并承认我们所肩负的永久责任。”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0周年华沙纪念仪式上的讲话。
接下来，我还想引用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达豪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仪式”上的讲话。
“我们所有人都对纳粹的全部受害者负有责任。
无论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每个人都与过去所造成的后果存在联系，所有人都必须承担起过去的历史。
不断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下的国民所应尽的义务。
历史永远不会终结。”
——德国时任总理默克尔，在达豪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仪式上的讲话。
此外，我还想从受害者的角度，介绍韩国前总统文在寅在2019年3月1日独立运动纪念讲话中的一段发言。
“在解决慰安妇问题时，作为加害方的日本政府不能自行宣布‘已经结束’。
战争时期发生的反人伦、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绝不能仅仅因为一句‘已经结束’，就被掩盖起来。
历史越是不幸，就越需要铭记这段历史。只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日本必须以人类普遍的良知，正视历史的真相与正义。
我希望日本能够与那些曾经遭受其伤害的邻国真正实现和解，共同走上和平共处、繁荣发展的道路。
我并不向日本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
我只是希望，作为最亲近的邻国，我们能够在真诚反省与和解的基础上，共同走向未来。
阻碍韩日关系发展的，并不是过去的历史本身，而是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2019年3月1日独立运动纪念讲话。
我想，话说到这里，已经不需要更多解释了。对于一个真正“正常的日本”而言，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首先以真诚的态度面对历史。
德国在战后建立了一个与纳粹政权彻底决裂的新政府，但即便如此，德国仍然持续承担反思纳粹罪行的责任，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履行这种责任。
其中，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例子，就是德国的“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纳粹德国为了获得劳动力，曾从波兰、苏联地区等地强制征集约1000万名年轻人和妇女，将他们送往工厂、建筑工地、农田、医院等场所劳动。
为了向这些人作出赔偿，德国政府和企业从2001年起合作设立了“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持续进行道歉和赔偿。参加这一项目的企业，包括曾经使用强制劳工的大众汽车、拜耳等约6500家公司。德国政府与企业合计出资52亿欧元，约合6682亿日元。
德国方面的基本立场是：“纳粹罪行不能仅仅通过法律程序得到解决，我们还必须承担道德责任。”
基于这一立场，德国向强制劳动受害者道歉，并开展赔偿。受到赔偿的对象遍及100多个国家，总人数约170万人。这一赔偿工作于2007年完成。
在宣布赔偿金发放工作结束时，默克尔曾这样说道：“无论我们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无法逃避过去的历史。金钱手段无法治愈受害者的痛苦，但我为许多受害者能够获得人道主义援助而感到自豪。”
默克尔出生于1954年，高市出生于1961年。同样出生于战后，高市早苗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高市曾经这样说：“我并不是当事人，因此我没有对战争进行反省，也没有理由被要求反省。”
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我几乎感到眼前一阵眩晕。这种言论体现出的，是高市对历史的无知、无礼，以及对历史的亵渎。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对此深感羞耻，同时也对高市等日本右翼历史否定主义者，怀有满腔的愤怒。
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希望成为一个真正“正常的国家”，并赢得邻国的尊重与信任，那么，日本当前最紧迫、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做好两件事情。
第一，遵守中日两国已经作出的承诺。第二，真诚面对日本过去实施殖民统治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而且，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必须通过具体行动来证明。
我所爱的日本，与右翼口中的“爱国”截然不同
对我而言，这些并不只是对日本政治的批判，也是我四十多年来始终坚持的事业。我时常感觉，上天仿佛在向我发问：“你已经坚持了40多年的斗争，究竟实现了当初的目标没有？”
38岁那年，当我制作电影《侵略——未被讲述的历史》时，我曾经宣言：“既然广岛、长崎的历史事实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常识，那么，在日本侵略亚洲的历史事实也成为日本人的常识之前，我就要一直坚持这场斗争！”
遗憾的是，正如我前面所说，我在38岁时立下的目标，不仅至今没有实现，而且在当前的现实环境下，这一目标反而变得越来越遥远。因此，恐怕我还不能进入所谓的“杖朝之年”，安享晚年。
森正孝给学生授课。
确实，我对日本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不过，当有人把这种感情称为“爱国心”时，我却多少会产生一种抵触情绪。
因此，我从来没有将自己视为一个“爱国者”，也从未这样宣称过。我所热爱的日本，是令我怀念的故乡，是我如今居住的、自然环境优美的静冈，也是那个养育了我的父母、与我共同生活过的朋友们所在的国家。美味的日本料理、延续至今的传统节庆习俗，还有四季的变化……所有这些与我出生、成长的国家有关的事物，都让我产生了非常深厚的眷恋。
如果把这种感情称为“爱国心”，或许也说得通。但是，我还是会本能地产生某种抵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日本社会，“爱国心”这个词，往往已经成为右翼势力惯用的口号。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安倍晋三、高市早苗等人曾经高声宣称：“日本人缺乏爱国心，必须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的爱国心！”他们实际上一直在强行推动将演唱《君之代》规定为义务，也就是要求人们必须齐唱国歌；同时，还推动将升挂“日之丸”规定为义务，也就是要求必须升挂国旗。
在日本的教育现场，那些在学校典礼中拒绝演唱《君之代》，或者拒绝起立的教师，会受到严厉处分。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现实。而高市政权甚至强行推动了所谓的“国旗损坏罪”。根据这一规定，如果有人损坏或焚烧日本国旗“日之丸”，就可能被处以两年以下的拘禁刑，或者2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日本的国旗和国歌，与一般国家的国旗、国歌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性质。无论是“日之丸”还是《君之代》，都曾伴随着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大量亚洲民众在这些象征之下遭到杀戮，因此，它们实际上也是日本侵略亚洲的象征。
这些背负着负面历史责任、在我看来根本无法接受的象征，如今却被用来培养所谓的“爱国心”。
与此同时，我还必须指出，高市等日本右翼势力所宣扬的“爱国”，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矛盾。正如我此前所说，他们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对美国卑躬屈膝、甘愿从属的“亲美爱国主义”。
在日本国内，通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地位协定》，美国事实上使日本处于一种半殖民地状态，尤其是在琉球列岛、横田空域等问题上表现得格外明显。
然而，这些右翼势力对此却完全不加批评。他们一边允许美国为所欲为，一边高喊“爱国”。在我看来，这些人不过是一些懦弱的、虚伪的爱国主义者。另外一个矛盾在于，他们所谓的“爱国”，实际上是企图回到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时代。
他们怀念的是这样一个日本：“战前那个富国强兵的日本，曾经展现出雄踞亚洲的强大姿态……”
这完全是一种时代错乱，是在幻想一个早已被历史否定的时代。那个“军国主义的日本”，那个“富国强兵的日本”，最终走向了怎样的结局，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数千万亚洲人民遭到杀戮，310万日本同胞失去生命，日本国土化为一片焦土。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所鼓吹的“爱国”，也只能被称为一种“使国家走向灭亡的虚假爱国主义”。这样想来，德国在战后建立了一个与纳粹德国彻底决裂的新政府，而日本却没有真正承担战争责任，至今仍然拖着战前时代的残余一路走来。
对于这样的日本国家，我完全没有任何热爱之情。恰恰相反，我认为必须改变这样的日本。
我经常会听到中国朋友对我说：“森老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
对于这些话，我当然非常感激。但我总会这样回答他们：“您能这样说，我真的非常高兴。但是，我所做的这些事情，说到底是为了日本人而做的。我之所以坚持这些活动，是因为我想改变日本社会。”这就是我的真实心声。
如果日本继续这样走下去，始终不肯真正面对历史，那么，这个国家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日本只会越来越失去亚洲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信任，最终走上一条不断孤立自己的道路！
我真心希望，能够在我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设法改变这种局面。然后，把一个“以信任和友谊紧密相连的亚洲”，留给下一代。这样想来，虽然由我自己来说，多少显得有些自以为是，但或许，我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至于日本的未来，我也有自己的思考和期待。现在的日本，未来确实很难说是一片光明。但这绝不意味着我对日本的未来没有任何期待。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必须与自己内心不断产生的“放弃”和“绝望感”进行斗争，并且始终保持继续斗争的意志。
只要不失去这种意志，就一定能够产生期待，也一定能够找到对未来的希望。面对压倒性的强大力量，我们需要足够的精力、坚定的意志，以及能够支撑自己的思想。当然，当面对如此强大的力量时，我也不能说自己心中从未出现过“放弃”或者“绝望”的念头。
但我始终告诫自己，必须在清醒意识到这些情绪的同时继续生活、继续行动。我认为，这是通向未来希望最根本的事情。
正如我之前在文章中所说，如今日本几乎每天都会在某个地方响起这样的呼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恶意修改宪法！”最近，日本的一部分报纸和电视媒体终于开始报道这些抗议活动。其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参加这些示威活动。这些年轻人并不是通过传统媒体获取信息，而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示威活动的时间和地点，然后主动参加。这是过去很少出现的一种新现象。
最近，我在日本全国各地举行的演讲活动中，也观察到越来越多年轻一代前来参加。我认为，我们所处的当下，只不过是历史漫长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诚然，眼前确实存在一些非常艰巨的问题，但只要我们不放弃逐一克服这些困难的努力，我坚信，对未来的期待就一定会产生。
最后，我还想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日本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并不完全由日本列岛内部的政治动向所决定，而是与整个世界、特别是亚洲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市早苗的政治路线具有好战、无能和缺乏理性的特点，这种政治路线也许目前还能够在日本国内勉强行得通，但在国际舞台上，实际上早已受到他人的厌恶与轻蔑。
然而，日本国民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井底之蛙，不知大海之广阔。”我认为，这句话恰恰可以用来形容如今的日本社会。日本社会陷入了一种停止思考、视野极其狭窄的状态。高市政治完全沉迷于敌视中国和宣扬“中国威胁论”，不断强化军事力量；与此同时，在外交上，又似乎认为对美外交就是日本外交的全部。
我认为，这样的政治路线，迟早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走向崩溃，而且这一天可能并不遥远。也许，这个过程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因为当今国际局势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我认为，当前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日本却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尤其是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日本政治领导人的思维仍然深受过去对抗性思维的影响。
拜登担任美国总统时期，曾不断强调“自由主义国家与专制主义国家”的对立，并多次宣称“美国将保卫台湾”，采取了充满对华挑衅色彩的政策。然而，在我看来，如今的中美关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双方正在寻求更加稳定的相处方式。日本却依然沉迷于“中国威胁论”，将对华强硬与追随美国视为外交政策的核心，这种思维显然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
事实上，国际社会对中国和美国的看法也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于7月15日公布了一项关于中美两国国际形象的调查结果。该调查覆盖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结果显示，在许多受访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好感度已经超过美国。总体来看，中国的好感度为46%，美国为36%。
其中，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好感度比美国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差距尤其明显的包括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以及印度尼西亚，分别高出75个、56个、48个和43个百分点。
与2023年的调查相比，加拿大、西班牙等许多国家对中国的评价有所改善，而对美国的评价则呈现恶化趋势。相比之下，对美国的好感度仍高于中国的国家，主要包括菲律宾、韩国、日本和以色列等美国的传统盟友。
从这些调查结果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今天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以及对中国的态度，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存在着明显差异。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当其他国家正在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重新审视对华关系时，日本却仍然将“中国威胁论”作为重要的政治叙事，甚至以此为理由推动军备扩张。
然而，日本媒体并没有充分向国民介绍国际社会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许多日本人对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真实看法缺乏了解，也正因为如此，才更容易受到高市等右翼政治人物敌视中国的宣传所影响。
但是，日本毕竟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无论政治人物如何试图塑造国民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日本社会都不可能永远与真实的国际环境隔绝。
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通过更加开放的信息传播、不断扩大的国际交流，以及像我们这样积极推动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努力，日本民众终有一天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也会重新思考日本究竟应该走向何方。
我愿意把对日本未来的期待，寄托在这样的变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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