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森正孝】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佈了對日本甲級戰犯的判決，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被判處死刑。如今，距離東京審判宣讀刑罰，已經整整78年了。
然而，78年過去了，日本真的完成了對那場侵略戰爭的反省嗎？那些曾經遭受日本侵略和殖民統治的亞洲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應有的道歉與公正對待？遺憾的是，我認為這些問題不僅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反而隨著日本社會近年來不斷右傾化，變得越來越嚴峻。
如今，我已經到了中國人所說的“杖朝之年”，但回望這些年的經歷，我依然覺得自己還有許多未完成的事情。坦率地說，如果可以的話，我也希望自己能夠作為一個進入“杖朝之年”的老人，被允許拄著柺杖走進朝廷。我也希望在剩下的人生裡，能夠悠然自得、安享晚年。然而，日本的現實不允許我這樣做。
今天，日本的右翼勢力不斷高喊所謂“國家正常化”，彷彿只要擺脫戰後體制的約束，重新成為一個軍事強國，日本就能夠成為真正的“正常國家”。但是，一個連自己的侵略歷史都不願正視、連應當承擔的戰爭責任都不願認真面對的國家，究竟有什麼資格談論“正常化”？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市谷舉行審判，畫面呈現審判席、被告席及旁聽區域。美國國家檔案館
在我看來，日本真正需要解決的，從來不是如何重新成為軍事大國，而是如何成為一個能夠正視歷史、珍惜和平，並真正贏得亞洲鄰國尊重與信任的國家。
究竟什麼才是“正常的日本”？
關於什麼是“正常的日本”，以及怎樣才能成為一個“贏得鄰國尊重與信任的日本”，我想從兩個方面來回答。
一個是“當前必須立即著手解決的問題”，另一個是“貫穿整個戰後歷史最根本的課題”。
如今的日本，特別是高市政權上臺以來，不斷煽動“中國威脅論”，以追隨美國的方式，進一步採取偏重軍事的政策，並朝著修改憲法的道路急速邁進。
我們必須改變這種局面。實際上，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明確。我們並不需要面對什麼全新的、難以解決的課題，只需要重新回到中日兩國過去已經共同確認的承諾，也就是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並切實遵守它們就可以了。
這四個基本文件分別是：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中日聯合宣言》，以及2008年《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
這些文件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精神，那就是中日雙方不應成為彼此的“威脅”，應當保持和平、友好、互利的關係，並且互不干涉內政。
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日本曾明確表明：
“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
也就是說，在臺灣問題上，日本曾多次就“一箇中國”原則向中國作出承諾。這是日本必須遵守的立場與原則。日本有義務遵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所確立的原則和精神，並且必須通過實際行動體現出來。在此基礎上，日本還必須立即開展歷史教育，將日本侵略中國、對亞洲發動侵略戰爭以及實施殖民統治的歷史事實，準確地傳遞給下一代。
之所以最近的“中國威脅論”“臺灣有事”等言論能夠在日本社會大行其道，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日本社會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無知和缺乏自覺。
以臺灣為例，許多日本人幾乎不知道，日本曾經對臺灣實施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並犯下種種暴行。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中也沒有關於這些歷史事實的記述。
與此同時，由於日本媒體不斷宣傳“臺灣有很多親日人士”，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歷史實際上已經被徹底遺忘。
接下來，我想談第二個方面，也就是“貫穿整個戰後歷史最根本的課題”。
這個課題，就是日本必須正視自己國家走過的歷史，並以真誠的態度面對那些因這段歷史而受到深重傷害的人們。換言之，就是正視戰爭責任和殖民統治責任。
然而，戰爭結束已經81年，日本國家依然缺乏真誠面對這一課題的態度，甚至還表現出某種拒不認錯、強詞奪理的姿態。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已經無法從今天日本領導人的言辭中，找到任何真正適合回應這一根本性問題的話語。
因此，我不得不借用德國領導人的講話，來說明一個真正“正常的日本”應當具備怎樣的姿態。
首先，我想介紹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80週年華沙紀念儀式”上的講話。
2019年9月1日，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在波蘭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80週年紀念活動。外媒
請大家嘗試將這段話中的“德國”換成“日本”，將“波蘭”換成“中國”以及“朝鮮半島和東南亞國家”，再來思考其中的意義。
“這場戰爭是德國犯下的罪行。我願為此承擔責任，並請求寬恕。
我們絕不會忘記。我們絕不會忘記德國人給波蘭造成的創傷，絕不會忘記波蘭人民所經歷的苦難。
我們懷著深切的悲痛，緬懷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並低頭致哀。
我們請求寬恕德國犯下的罪行，並承認我們所肩負的永久責任。”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80週年華沙紀念儀式上的講話。
接下來，我還想引用德國前總理默克爾在“達豪集中營解放70週年紀念儀式”上的講話。
“我們所有人都對納粹的全部受害者負有責任。
無論年輕人還是老年人，每個人都與過去所造成的後果存在聯繫，所有人都必須承擔起過去的歷史。
不斷意識到這一點，是我們這些生活在當下的國民所應盡的義務。
歷史永遠不會終結。”
——德國時任總理默克爾，在達豪集中營解放70週年紀念儀式上的講話。
此外，我還想從受害者的角度，介紹韓國前總統文在寅在2019年3月1日獨立運動紀念講話中的一段發言。
“在解決慰安婦問題時，作為加害方的日本政府不能自行宣佈‘已經結束’。
戰爭時期發生的反人倫、侵犯人權的犯罪行為，絕不能僅僅因為一句‘已經結束’，就被掩蓋起來。
歷史越是不幸，就越需要銘記這段歷史。只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
日本必須以人類普遍的良知，正視歷史的真相與正義。
我希望日本能夠與那些曾經遭受其傷害的鄰國真正實現和解，共同走上和平共處、繁榮發展的道路。
我並不向日本提出什麼特別的要求。
我只是希望，作為最親近的鄰國，我們能夠在真誠反省與和解的基礎上，共同走向未來。
阻礙韓日關係發展的，並不是過去的歷史本身，而是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的認識。”
——韓國時任總統文在寅，2019年3月1日獨立運動紀念講話。
我想，話說到這裡，已經不需要更多解釋了。對於一個真正“正常的日本”而言，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首先以真誠的態度面對歷史。
德國在戰後建立了一個與納粹政權徹底決裂的新政府，但即便如此，德國仍然持續承擔反思納粹罪行的責任，並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履行這種責任。
其中，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例子，就是德國的“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納粹德國為了獲得勞動力，曾從波蘭、蘇聯地區等地強制徵集約1000萬名年輕人和婦女，將他們送往工廠、建築工地、農田、醫院等場所勞動。
為了向這些人作出賠償，德國政府和企業從2001年起合作設立了“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持續進行道歉和賠償。參加這一項目的企業，包括曾經使用強制勞工的大眾汽車、拜耳等約6500家公司。德國政府與企業合計出資52億歐元，約合6682億日元。
德國方面的基本立場是：“納粹罪行不能僅僅通過法律程序得到解決，我們還必須承擔道德責任。”
基於這一立場，德國向強制勞動受害者道歉，並開展賠償。受到賠償的對象遍及100多個國家，總人數約170萬人。這一賠償工作於2007年完成。
在宣佈賠償金髮放工作結束時，默克爾曾這樣說道：“無論我們是老人還是年輕人，都無法逃避過去的歷史。金錢手段無法治癒受害者的痛苦，但我為許多受害者能夠獲得人道主義援助而感到自豪。”
默克爾出生於1954年，高市出生於1961年。同樣出生於戰後，高市早苗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高市曾經這樣說：“我並不是當事人，因此我沒有對戰爭進行反省，也沒有理由被要求反省。”
面對如此巨大的差距，我幾乎感到眼前一陣眩暈。這種言論體現出的，是高市對歷史的無知、無禮，以及對歷史的褻瀆。作為一個日本人，我對此深感羞恥，同時也對高市等日本右翼歷史否定主義者，懷有滿腔的憤怒。
因此，我認為，如果日本希望成為一個真正“正常的國家”，並贏得鄰國的尊重與信任，那麼，日本當前最緊迫、最根本的任務，就是做好兩件事情。
第一，遵守中日兩國已經作出的承諾。第二，真誠面對日本過去實施殖民統治和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事實。而且，不能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必須通過具體行動來證明。
我所愛的日本，與右翼口中的“愛國”截然不同
對我而言，這些並不只是對日本政治的批判，也是我四十多年來始終堅持的事業。我時常感覺，上天彷彿在向我發問：“你已經堅持了40多年的鬥爭，究竟實現了當初的目標沒有？”
38歲那年，當我製作電影《侵略——未被講述的歷史》時，我曾經宣言：“既然廣島、長崎的歷史事實已經成為日本社會的常識，那麼，在日本侵略亞洲的歷史事實也成為日本人的常識之前，我就要一直堅持這場鬥爭！”
遺憾的是，正如我前面所說，我在38歲時立下的目標，不僅至今沒有實現，而且在當前的現實環境下，這一目標反而變得越來越遙遠。因此，恐怕我還不能進入所謂的“杖朝之年”，安享晚年。
森正孝給學生授課。
確實，我對日本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不過，當有人把這種感情稱為“愛國心”時，我卻多少會產生一種牴觸情緒。
因此，我從來沒有將自己視為一個“愛國者”，也從未這樣宣稱過。我所熱愛的日本，是令我懷念的故鄉，是我如今居住的、自然環境優美的靜岡，也是那個養育了我的父母、與我共同生活過的朋友們所在的國家。美味的日本料理、延續至今的傳統節慶習俗，還有四季的變化……所有這些與我出生、成長的國家有關的事物，都讓我產生了非常深厚的眷戀。
如果把這種感情稱為“愛國心”，或許也說得通。但是，我還是會本能地產生某種牴觸。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日本社會，“愛國心”這個詞，往往已經成為右翼勢力慣用的口號。我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安倍晉三、高市早苗等人曾經高聲宣稱：“日本人缺乏愛國心，必須通過教育來提高國民的愛國心！”他們實際上一直在強行推動將演唱《君之代》規定為義務，也就是要求人們必須齊唱國歌；同時，還推動將升掛“日之丸”規定為義務，也就是要求必須升掛國旗。
在日本的教育現場，那些在學校典禮中拒絕演唱《君之代》，或者拒絕起立的教師，會受到嚴厲處分。這種情況已經成為日本社會普遍存在的現實。而高市政權甚至強行推動了所謂的“國旗損壞罪”。根據這一規定，如果有人損壞或焚燒日本國旗“日之丸”，就可能被處以兩年以下的拘禁刑，或者20萬日元以下的罰款。日本的國旗和國歌，與一般國家的國旗、國歌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性質。無論是“日之丸”還是《君之代》，都曾伴隨著日本對亞洲的侵略。大量亞洲民眾在這些象徵之下遭到殺戮，因此，它們實際上也是日本侵略亞洲的象徵。
這些揹負著負面歷史責任、在我看來根本無法接受的象徵，如今卻被用來培養所謂的“愛國心”。
與此同時，我還必須指出，高市等日本右翼勢力所宣揚的“愛國”，本身就包含著巨大的矛盾。正如我此前所說，他們所主張的，實際上是一種對美國卑躬屈膝、甘願從屬的“親美愛國主義”。
在日本國內，通過《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和《日美地位協定》，美國事實上使日本處於一種半殖民地狀態，尤其是在琉球列島、橫田空域等問題上表現得格外明顯。
然而，這些右翼勢力對此卻完全不加批評。他們一邊允許美國為所欲為，一邊高喊“愛國”。在我看來，這些人不過是一些懦弱的、虛偽的愛國主義者。另外一個矛盾在於，他們所謂的“愛國”，實際上是企圖回到戰前的日本軍國主義時代。
他們懷念的是這樣一個日本：“戰前那個富國強兵的日本，曾經展現出雄踞亞洲的強大姿態……”
這完全是一種時代錯亂，是在幻想一個早已被歷史否定的時代。那個“軍國主義的日本”，那個“富國強兵的日本”，最終走向了怎樣的結局，歷史早已給出了答案。數千萬亞洲人民遭到殺戮，310萬日本同胞失去生命，日本國土化為一片焦土。這些都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
因此，從這一點來看，他們所鼓吹的“愛國”，也只能被稱為一種“使國家走向滅亡的虛假愛國主義”。這樣想來，德國在戰後建立了一個與納粹德國徹底決裂的新政府，而日本卻沒有真正承擔戰爭責任，至今仍然拖著戰前時代的殘餘一路走來。
對於這樣的日本國家，我完全沒有任何熱愛之情。恰恰相反，我認為必須改變這樣的日本。
我經常會聽到中國朋友對我說：“森老師，作為一箇中國人，我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所做的事情。”
對於這些話，我當然非常感激。但我總會這樣回答他們：“您能這樣說，我真的非常高興。但是，我所做的這些事情，說到底是為了日本人而做的。我之所以堅持這些活動，是因為我想改變日本社會。”這就是我的真實心聲。
如果日本繼續這樣走下去，始終不肯真正面對歷史，那麼，這個國家最終會變成什麼樣子？日本只會越來越失去亞洲國家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信任，最終走上一條不斷孤立自己的道路！
我真心希望，能夠在我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設法改變這種局面。然後，把一個“以信任和友誼緊密相連的亞洲”，留給下一代。這樣想來，雖然由我自己來說，多少顯得有些自以為是，但或許，我才是真正的愛國者。
至於日本的未來，我也有自己的思考和期待。現在的日本，未來確實很難說是一片光明。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對日本的未來沒有任何期待。對我而言，最重要的首先是，必須與自己內心不斷產生的“放棄”和“絕望感”進行鬥爭，並且始終保持繼續鬥爭的意志。
只要不失去這種意志，就一定能夠產生期待，也一定能夠找到對未來的希望。面對壓倒性的強大力量，我們需要足夠的精力、堅定的意志，以及能夠支撐自己的思想。當然，當面對如此強大的力量時，我也不能說自己心中從未出現過“放棄”或者“絕望”的念頭。
但我始終告誡自己，必須在清醒意識到這些情緒的同時繼續生活、繼續行動。我認為，這是通向未來希望最根本的事情。
正如我之前在文章中所說，如今日本幾乎每天都會在某個地方響起這樣的呼聲：“高市下臺！”“反對戰爭！”“反對惡意修改憲法！”最近，日本的一部分報紙和電視媒體終於開始報道這些抗議活動。其中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特點，是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參加這些示威活動。這些年輕人並不是通過傳統媒體獲取信息，而是通過社交媒體瞭解示威活動的時間和地點，然後主動參加。這是過去很少出現的一種新現象。
最近，我在日本全國各地舉行的演講活動中，也觀察到越來越多年輕一代前來參加。我認為，我們所處的當下，只不過是歷史漫長進程中的一個階段。誠然，眼前確實存在一些非常艱鉅的問題，但只要我們不放棄逐一克服這些困難的努力，我堅信，對未來的期待就一定會產生。
最後，我還想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日本當前所面臨的危機，並不完全由日本列島內部的政治動向所決定，而是與整個世界、特別是亞洲的發展變化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高市早苗的政治路線具有好戰、無能和缺乏理性的特點，這種政治路線也許目前還能夠在日本國內勉強行得通，但在國際舞臺上，實際上早已受到他人的厭惡與輕蔑。
然而，日本國民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井底之蛙，不知大海之廣闊。”我認為，這句話恰恰可以用來形容如今的日本社會。日本社會陷入了一種停止思考、視野極其狹窄的狀態。高市政治完全沉迷於敵視中國和宣揚“中國威脅論”，不斷強化軍事力量；與此同時，在外交上，又似乎認為對美外交就是日本外交的全部。
我認為，這樣的政治路線，遲早會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走向崩潰，而且這一天可能並不遙遠。也許，這個過程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因為當今國際局勢正在發生非常深刻的變化。我認為，當前國際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而日本卻似乎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尤其是在中美關係問題上，日本政治領導人的思維仍然深受過去對抗性思維的影響。
拜登擔任美國總統時期，曾不斷強調“自由主義國家與專制主義國家”的對立，並多次宣稱“美國將保衛臺灣”，採取了充滿對華挑釁色彩的政策。然而，在我看來，如今的中美關係正在出現新的變化，雙方正在尋求更加穩定的相處方式。日本卻依然沉迷於“中國威脅論”，將對華強硬與追隨美國視為外交政策的核心，這種思維顯然已經難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
事實上，國際社會對中國和美國的看法也正在發生變化。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於7月15日公佈了一項關於中美兩國國際形象的調查結果。該調查覆蓋全球36個國家和地區，結果顯示，在許多受訪國家和地區，中國的好感度已經超過美國。總體來看，中國的好感度為46%，美國為36%。
其中，有19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的好感度比美國高出至少10個百分點。差距尤其明顯的包括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地區，以及印度尼西亞，分別高出75個、56個、48個和43個百分點。
與2023年的調查相比，加拿大、西班牙等許多國家對中國的評價有所改善，而對美國的評價則呈現惡化趨勢。相比之下，對美國的好感度仍高於中國的國家，主要包括菲律賓、韓國、日本和以色列等美國的傳統盟友。
從這些調查結果來看，我們不難發現，日本今天對國際形勢的認識，以及對中國的態度，與世界上許多國家存在著明顯差異。尤其值得思考的是，當其他國家正在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重新審視對華關係時，日本卻仍然將“中國威脅論”作為重要的政治敘事，甚至以此為理由推動軍備擴張。
然而，日本媒體並沒有充分向國民介紹國際社會正在發生的這些變化。許多日本人對中國當前的國際地位和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真實看法缺乏瞭解，也正因為如此，才更容易受到高市等右翼政治人物敵視中國的宣傳所影響。
但是，日本畢竟不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家。無論政治人物如何試圖塑造國民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日本社會都不可能永遠與真實的國際環境隔絕。
我相信，隨著時間推移，通過更加開放的信息傳播、不斷擴大的國際交流，以及像我們這樣積極推動中日民間友好往來的努力，日本民眾終有一天會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究竟處於怎樣的位置，也會重新思考日本究竟應該走向何方。
我願意把對日本未來的期待，寄託在這樣的變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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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觀察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