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COP31每场会上举牌:气候谈判桌上,一个中国女科学家的“抢麦”日常

安塔利亚的下午,会场走廊里人员步履匆匆。

中国代表团适应议题的核心谈判代表刘硕刚结束一场持续两小时的磋商,回到代表团驻地又开了团会。在下一场磋商开始前,她抽空接受了澎湃新闻采访。

刘硕身着一身白色西装,在略显沉闷的谈判桌上额外醒目。她嗓音有些哑,但语速快而稳。

“每一场会我都要举牌子。”她说,“至少每场会我都要仔细盘。”

海报编辑:郁斐

在气候谈判里,“减缓”是少排放,“适应”是洪水、干旱、泥石流来了怎么防、怎么减损。在全球受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的背景下,过去两年,适应议题从边缘被推到台前。但推上来之后,一个尴尬的现实也随之暴露:手里有了一把尺子,却没有钱。

COP29先定下一套气候适应“指标框架”,相当于给各国做一张“体检表”,决定用水、粮食、健康、基础设施等哪些维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适应做得怎么样。到了COP30,又从将近五百项候选指标里砍到59项,敲成“贝伦指标”。可资金缺口横在面前:体检表有了,钱却跟不上。

全球盘点反复确认的是同一个判断:适应行动的速度,远远追不上气候风险上升的速度。

这让刘硕的谈判更显拉扯。指标越谈越细,框架越搭越成形,但发展中国家拿不到钱去真正做事;钱越不到位,它们在数据和资金上的防线就绷得越紧。

作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硕的公开身份是科研人员。但在气候谈判的桌上,她不仅是中国代表团适应议题的核心谈判代表,同时兼任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集团(LMDC)的适应议题协调人。这个集团里坐着沙特、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大国。

从2010年跟踪土地利用变化议题算起,她已经在谈判轨道上跑了十多年。她每场会“仔细盘”的,就是在这样一张桌子上,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守住那条线。

“每场会我都要举牌子”

谈判的节奏,外人很难想象。

“一般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都在工作。”刘硕掰着手指算:适应议题总共7个,这次气候大会上要谈6个。每天要跟发达国家碰面,要参加77国集团的会,要开LMDC内部的会,晚上还要开所有议题协调人的汇总会。“我大类是有4个大方向,分到7个题目,就是28个,每天在多场磋商间不断切换。”

COP31谈判桌上,刘硕作为LMDC适应议题协调人发言 受访者供图

刘硕很瘦,说话语速很快,干净利索。

发言机会要靠抢。“作为代表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发展中国家协调员,我肯定是要举牌子的,基本上每场都要说。”她顿了顿,“有时候举牌不止一次。如果一个小时短会,我表达基本立场或具体案文关切,举一次就够了;如果两个小时,听到别人说了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要反对,或者要提新方案、支持某一方的提法,可能还要再举。”

案文准备是另一条战线。“每次发言我要准备发言稿。准备之前,我要看所有议题下发的新案文,有什么问题、哪些我能接受、哪些不能接受,我先过一遍,再跟小组的人过一遍,再跟77的人过一遍,然后形成发言稿,再去会上开会。”

协调LMDC内部立场,是她工作中最微妙的部分。

“适应跟减缓不太一样,必须基于各自国情。每个国家有的是山地、有的是平原,像我们中国这样国土辽阔的地方,面临的风险和灾害、要考虑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都不一样。从本源上来说,我们就是不同的。”

COP31谈判桌上,刘硕同时作为中国代表团适应议题的谈判代表和LMDC适应议题协调人发言

她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某一个国家没有干旱风险,但有洪涝风险,它想在案文当中只突出洪涝,集团内部其他国家就有点不太舒服。”她的处理方式是提出一个“相对平衡的意见”,“先总体说,面临的风险对整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非常需要关注,后面稍微突出一点,包括洪涝、干旱等等,总体和单独突出进行一个平衡,而不是只突出单一的风险灾害。”

“在没有红线、没有伤害到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是展现了一种灵活团结合作的精神的,更多是为了全球南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她说这话时语气笃定。

行动和支持不能割裂

谈到发达国家在适应资金问题上的立场,刘硕的语速慢了下来,措辞变得格外精确。

“发展中国家一直强调行动和支持不能割裂,但发达国家一直只压在适应方面交流一些行动上的经验,资金问题是完全避开的。”她描述了磋商室里的场景,“在适应的议题当中,发达国家要求不能有任何关于资金的讨论,甚至在磋商的文字段落当中不能见到资金这样的字眼。回顾以往已经达成决定的承诺资金内容,援引过来也不可以。”

“这反映出它们缺乏最后的政治意愿。”她说,“发展中国家对适应资金无法落实一直表示严重的政治关切。”

波恩会议结束时,适应议题没有达成协议,症结不在技术细节,而在一个更根本的分歧上:全球适应目标(GGA)的落实,究竟要不要和资金挂钩。

2026年6月的波恩会议(SB64)上,GGA的框架在前一次会议上已经搭起,但到了讨论“怎么衡量进展”这一步,谈判卡住了。发展中国家坚持,资金获取渠道是否通畅,应当成为衡量适应进展的核心指标之一;发达国家则拒绝在GGA的指标体系中设定具体的资金目标,更倾向于把资金问题推回专门的资金谈判轨道中去处理。最终形成的文本在“实施手段——资金”问题上是一个被压缩过的妥协产物,关于如何制定GGA指标,也没有拿出明确的模式。

换句话说,发达国家要求适应的讨论只停留在“行动”和“经验”层面,不让“资金”以任何有约束力的方式进入案文。

离开会场时,刘硕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某个技术点没堵上,而是一个更宏观的判断:“那次谈判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多线程工作的同时要考虑政治需求、考虑政治的成果,不能仅仅限于技术细节的泥潭。”

“谈判背后是有具体的人的”

采访进行到后半段,话题从技术转向了人。

刘硕提到尼泊尔泥石流,也提到小岛国面临的海平面上升。她说,这些风险对中国边境同样造成过损失和人员伤亡,因此对山地集团和小岛国的关切,中方是能共情的。

但共情不等于感情用事。在多边场合,既要符合《公约》和《巴黎协定》的要求,又要提出对整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帮助的文字,感情和工作需要更好地结合。她坦言自己也在不断琢磨怎么改进方式:既不能超出授权,又要呼应人的感情,同时照顾谈判需求,两头都得兼顾。

她还在想另一个问题:谈判桌和国内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谈判桌上的指标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过程中形成的经验的汇总和集成。我国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如何把这些指标和老百姓关心的气候变化对日常的影响结合起来,既提升老百姓环境福祉,也能传播中国故事。她想找“一座桥”,把中国故事讲给外国,也把国内一些好技术引向国际合作,给国内建设找更多资源。

她补了一句,适应很多内容是自愿的,现在制定的指标和未来考虑的方法,是供国内参考,不是必须用;但参考本身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国内工作中考虑借鉴,有技术上的支持意义。

采访过程中,她一直看着时间,准备赶往下一个会场。临走前她补充一句,明天还有六场会等着她。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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