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COP31每場會上舉牌:氣候談判桌上,一箇中國女科學家的“搶麥”日常

安塔利亞的下午,會場走廊裡人員步履匆匆。

中國代表團適應議題的核心談判代表劉碩剛結束一場持續兩小時的磋商,回到代表團駐地又開了團會。在下一場磋商開始前,她抽空接受了澎湃新聞採訪。

劉碩身著一身白色西裝,在略顯沉悶的談判桌上額外醒目。她嗓音有些啞,但語速快而穩。

“每一場會我都要舉牌子。”她說,“至少每場會我都要仔細盤。”

海報編輯:鬱斐

在氣候談判裡,“減緩”是少排放,“適應”是洪水、乾旱、泥石流來了怎麼防、怎麼減損。在全球受氣候變化影響加劇的背景下,過去兩年,適應議題從邊緣被推到臺前。但推上來之後,一個尷尬的現實也隨之暴露:手裡有了一把尺子,卻沒有錢。

COP29先定下一套氣候適應“指標框架”,相當於給各國做一張“體檢表”,決定用水、糧食、健康、基礎設施等哪些維度來衡量一個國家的適應做得怎麼樣。到了COP30,又從將近五百項候選指標裡砍到59項,敲成“貝倫指標”。可資金缺口橫在面前:體檢表有了,錢卻跟不上。

全球盤點反覆確認的是同一個判斷:適應行動的速度,遠遠追不上氣候風險上升的速度。

這讓劉碩的談判更顯拉扯。指標越談越細,框架越搭越成形,但發展中國家拿不到錢去真正做事;錢越不到位,它們在數據和資金上的防線就繃得越緊。

作為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副研究員,劉碩的公開身份是科研人員。但在氣候談判的桌上,她不僅是中國代表團適應議題的核心談判代表,同時兼任立場相近發展中國家集團(LMDC)的適應議題協調人。這個集團裡坐著沙特、印度、巴基斯坦等發展中大國。

從2010年跟蹤土地利用變化議題算起,她已經在談判軌道上跑了十多年。她每場會“仔細盤”的,就是在這樣一張桌子上,替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守住那條線。

“每場會我都要舉牌子”

談判的節奏,外人很難想象。

“一般從早上9點到晚上9點都在工作。”劉碩掰著手指算:適應議題總共7個,這次氣候大會上要談6個。每天要跟發達國家碰面,要參加77國集團的會,要開LMDC內部的會,晚上還要開所有議題協調人的彙總會。“我大類是有4個大方向,分到7個題目,就是28個,每天在多場磋商間不斷切換。”

COP31談判桌上,劉碩作為LMDC適應議題協調人發言 受訪者供圖

劉碩很瘦,說話語速很快,乾淨利索。

發言機會要靠搶。“作為代表全球一半以上人口發展中國家協調員,我肯定是要舉牌子的,基本上每場都要說。”她頓了頓,“有時候舉牌不止一次。如果一個小時短會,我表達基本立場或具體案文關切,舉一次就夠了;如果兩個小時,聽到別人說了我覺得很重要的問題要反對,或者要提新方案、支持某一方的提法,可能還要再舉。”

案文準備是另一條戰線。“每次發言我要準備發言稿。準備之前,我要看所有議題下發的新案文,有什麼問題、哪些我能接受、哪些不能接受,我先過一遍,再跟小組的人過一遍,再跟77的人過一遍,然後形成發言稿,再去會上開會。”

協調LMDC內部立場,是她工作中最微妙的部分。

“適應跟減緩不太一樣,必須基於各自國情。每個國家有的是山地、有的是平原,像我們中國這樣國土遼闊的地方,面臨的風險和災害、要考慮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都不一樣。從本源上來說,我們就是不同的。”

COP31談判桌上,劉碩同時作為中國代表團適應議題的談判代表和LMDC適應議題協調人發言

她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某一個國家沒有乾旱風險,但有洪澇風險,它想在案文當中只突出洪澇,集團內部其他國家就有點不太舒服。”她的處理方式是提出一個“相對平衡的意見”,“先總體說,面臨的風險對整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都非常需要關注,後面稍微突出一點,包括洪澇、乾旱等等,總體和單獨突出進行一個平衡,而不是隻突出單一的風險災害。”

“在沒有紅線、沒有傷害到自身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我們是展現了一種靈活團結合作的精神的,更多是為了全球南方廣大發展中國家發聲。”她說這話時語氣篤定。

行動和支持不能割裂

談到發達國家在適應資金問題上的立場,劉碩的語速慢了下來,措辭變得格外精確。

“發展中國家一直強調行動和支持不能割裂,但發達國家一直只壓在適應方面交流一些行動上的經驗,資金問題是完全避開的。”她描述了磋商室裡的場景,“在適應的議題當中,發達國家要求不能有任何關於資金的討論,甚至在磋商的文字段落當中不能見到資金這樣的字眼。回顧以往已經達成決定的承諾資金內容,援引過來也不可以。”

“這反映出它們缺乏最後的政治意願。”她說,“發展中國家對適應資金無法落實一直表示嚴重的政治關切。”

波恩會議結束時,適應議題沒有達成協議,癥結不在技術細節,而在一個更根本的分歧上:全球適應目標(GGA)的落實,究竟要不要和資金掛鉤。

2026年6月的波恩會議(SB64)上,GGA的框架在前一次會議上已經搭起,但到了討論“怎麼衡量進展”這一步,談判卡住了。發展中國家堅持,資金獲取渠道是否通暢,應當成為衡量適應進展的核心指標之一;發達國家則拒絕在GGA的指標體系中設定具體的資金目標,更傾向於把資金問題推回專門的資金談判軌道中去處理。最終形成的文本在“實施手段——資金”問題上是一個被壓縮過的妥協產物,關於如何制定GGA指標,也沒有拿出明確的模式。

換句話說,發達國家要求適應的討論只停留在“行動”和“經驗”層面,不讓“資金”以任何有約束力的方式進入案文。

離開會場時,劉碩的第一個念頭不是某個技術點沒堵上,而是一個更宏觀的判斷:“那次談判給我們敲響了一個警鐘。多線程工作的同時要考慮政治需求、考慮政治的成果,不能僅僅限於技術細節的泥潭。”

“談判背後是有具體的人的”

採訪進行到後半段,話題從技術轉向了人。

劉碩提到尼泊爾泥石流,也提到小島國面臨的海平面上升。她說,這些風險對中國邊境同樣造成過損失和人員傷亡,因此對山地集團和小島國的關切,中方是能共情的。

但共情不等於感情用事。在多邊場合,既要符合《公約》和《巴黎協定》的要求,又要提出對整個發展中國家都有幫助的文字,感情和工作需要更好地結合。她坦言自己也在不斷琢磨怎麼改進方式:既不能超出授權,又要呼應人的感情,同時照顧談判需求,兩頭都得兼顧。

她還在想另一個問題:談判桌和國內普通人之間的距離。談判桌上的指標是各國應對氣候變化不利影響過程中形成的經驗的彙總和集成。我國也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如何把這些指標和老百姓關心的氣候變化對日常的影響結合起來,既提升老百姓環境福祉,也能傳播中國故事。她想找“一座橋”,把中國故事講給外國,也把國內一些好技術引向國際合作,給國內建設找更多資源。

她補了一句,適應很多內容是自願的,現在制定的指標和未來考慮的方法,是供國內參考,不是必須用;但參考本身就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國內工作中考慮借鑑,有技術上的支持意義。

採訪過程中,她一直看著時間,準備趕往下一個會場。臨走前她補充一句,明天還有六場會等著她。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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