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冯雪】
“奥德赛时期”、“过日子人”、“精神离职”……社交媒体时不时就涌现一批描述当代中国年轻人生活状态的词汇，而他们也往往热衷于“对号入座”。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蒙克看来，这是一场互联网“命名”运动，非常有必要；但却局限于主要依靠心理学路径，缺乏更整体的结构性思路。他在新书《错位》中精选九位西方思想家来阐释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这种压缩式现代性——原来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时差里。
在这个视野下，晚婚晚育、鸡娃、离开乡土、爱自己等等社会现象，会得到进一步的挖掘；也只有更深入的理解，才能看清未来的道路。
以下为对话实录：
观察者网：现代性问题渗透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如今，市面上充斥着很多理论、书籍试图解释、应对这个问题，典型如多如牛毛的心理学著作。您为何会选择这九位思想家来解读？他们独特魅力在哪里？
蒙克：如今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命名”运动。何谓“命名”运动？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烦恼、忧愁、焦虑等等，便启用一个名字来称呼它。我觉得这非常关键，就像任何一种疾病，只有识别出来，起了名字，才能对症下药。
民间传说也是如此，英雄最终战胜敌人，必须喊出敌人的真名。“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普通巫师都知道大Boss是伏地魔，但没人敢直呼其名；哈利找到了伏地魔的日记，发现伏地魔叫汤姆·里德尔，他叫出口了，最终战胜了大Boss。
这场“命名”运动持续了好几年，主要依靠的是心理学路径，关注各种人格类型、原生家庭等等。大众常挂在嘴边的NPD（自恋型人格障碍），原本也是一种临床表征。
就像我刚才说的，“命名”当然重要，但只有心理学路径是不够的。
因为心理学关注的是个体，倾向给出能够操作、实施的建议、调整，可这样就等于把问题的责任转移到了个体身上。比如在代际矛盾中，往往会要求其中一方改变自己。
前段时间火起来的某个真人秀节目，暴露了母女矛盾，全民在网上诊断母亲是NPD。我觉得，这对母亲来说不公平；我不是说，这位母亲没有问题，而是如果把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安在她一个人身上，恰恰会让她更加无所适从、更加难以改变。
所以，我觉得在心理学路径之外，还得倚重社会思想路径，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当今遇到的不少问题，看似是心理问题，实则是社会问题的心理化。因此，我选择的不仅有社会学家，还有经济学家、国际关系学者。
这九位社会思想家从现代性转型的角度，不仅仅关注个体的心理状况，更是把目光投射在结构性问题上。这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不仅仅是私人性的，而是要从整体上调节人与人的关系，甚至牵扯到更具公共性的政策层面。我希望能够在这场“命名”运动中，补上这块拼图。
为何我选择这九位呢？主要脱胎于我的日常教学。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授课，其中一门课程是社会学。公共管理学院关注的角度与通常的社会学系不太一样：我们是问题导向，着眼于公共政策，他们更关注社会学者和经典著作；我们是先有问题，再去寻找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问题的思想资源。
今天中国遇到的某些问题，其实西方早在19、20世纪就碰到了，比如农村向城市转型、大国崛起的自我定位等等。这一轮现代性最早在西欧展开，然后慢慢扩张到全球，我们对于现代性的体验在时序上晚于这些国家。
既然大家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就不需要重新发明轮子了，我们可以先从已经对这些问题思考过的学者中挖一挖，看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观察者网：如果篇幅可以继续扩大的话，您会再选择哪些思想家来解读现代性困境？或者说，这九位思想家是否仍然存在一定理论上阐释力不足的地方？
蒙克：在日历时间上，我们与他们不一样，但是在历史时间上，大家彼此是同代人，他们只是比我们更早进入历史现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思想资源具有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他们的思考又有局限性，这是因为中国经历的是压缩式的现代性。中国不像西方那样能够按部就班走过现代性这条路，而是在100年、70年甚至45年内走下来的。
因此，中国在单个问题上与西方具有同构性，但多个问题一起压缩进现代性的过程非常特殊，而且这种独特性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
考虑到中国的独特性，说实话，再深入扩展的话，西方目前已经没有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了。
相比西方，中国更加积极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上才能诞生解释这个时代的思想，缺乏如此实践的西方就不太可能孕育出来，最多美国有希望。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中国在数字社会提出新理论的最好时机，这也才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总结过去经验的思想，西方已经讲得差不多了，这不丢人，毕竟他们提前经历了，这就是“时差”。未来，还会有“时差”，中国在数字社会的发展领先于西方，重点不是孰优孰劣，而是这样的实践会催生中国自己的思想。
我认为，未来中国思想大师一定会从“00后”或者“10后”中冒出来，因为他们会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数字社会，最深刻地体会到时代的便利，最深刻地体会到时代的痛苦，也因此能够提炼出最伟大的思想。
来源：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