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鄉記:流浪三十年的“黑戶”補辦身份證之後

這段影像本可能被淹沒在網上數目龐大的尋親視頻中。鏡頭裡,是一張飽經風霜、像木刻作品的面孔:頭髮蓬鬆,眼皮下垂壓著眼珠,眼底淚溝分明。他用極弱的聲量陳述自己的過往。

尋親的人叫於羨軍,東北人,小時候由養父母從隔壁鄉鎮抱養。養父母沒有為他上過戶口,雙雙在他青年時期過世。約三十年前,他離開老家打工,一直沒有身份證件。

近些年,因找工作需要看證,他逐漸失業、居無定所。今年他五十五歲。

他因此在網上尋親。與於羨軍一樣,許多流浪人員有尋親需求,他們或是被抱養的,或從小遭遇拐賣、與家人走失,或由於一些精神問題、智力障礙,說不清自己的家鄉在哪,只能通過祖源分析等科學手段推斷出大概的出生地。這個群體尋親不僅是為了團圓,也是為了有個戶口,進而辦身份證,迴歸正常生活。

多名從事流浪者救助的公益人士表示,因各種原因沒有登記過戶口、想在出生地重新登記的,近年一般需要獲得證明親緣關係的生物學證據——也就是找著親人。不過,這個要求只是一種“慣例”,沒有紮實的法律依據。

在沒有DNA證據的情況下,於羨軍通過鄉鄰指認確認了身份。那條尋親視頻獲得極高的熱度,老家的鄰居、同學大量留言,熱情地表示認得出他。於羨軍的老家黑龍江省鐵力市,以他在網上與許多本地人相認作為證據之一,確認他是鐵力人,為他辦理了戶籍。

公益人士歐勇認為:“(於羨軍)確實幸運,當地領導有擔當。”

但重獲身份後,於羨軍沒有在老家辦理“低保”,或找發小敘舊。在拿到身份證的第二天,他便離開了家鄉,啟程繼續漂泊。

我最初接觸於羨軍,是想了解流散人員補辦身份證困難的問題,而隨著對他採訪的深入,我模糊地觸及到一個逃離者的內心,他回答了我的另一重疑問:為什麼有人長期排斥社會交往,寧願生活在救助機制之外。他與另一岸人們所謂的“正常生活”之間隔著什麼。

或許,深入瞭解流浪人員的經歷和他們的心理狀態,才能給予更合適且有效的救助。專注流浪人員救助領域多年的社會工作師王連權認為,幫助流量人員重建社會聯繫,要建立信任、充分共情,站在流散人員自身的視角,既看到可能性,更要接受其侷限性。

補辦戶口之後

去年失業並流浪一年後,於羨軍決定去一個暖和的地方。他一開始想去三亞,但路費不夠,最遠能去福州。

他回憶,他之前在天津的一家燒烤店裡打工。沒身份證,自然也沒有籤合同,老闆給他一個自己名下的微信賬號,工錢打在裡面。錢也不多。2025年3月,老闆患了病,店就黃了。

他拿著微信賬戶裡的七八千元,住50元一晚、不看身份證的小旅館,同時尋找工作。但他已五十多歲,且“來路不明”,很難有人會接受。錢要用完了,他逐漸睡在路邊上。

於羨軍藏有一張三十年前撿來的身份證,他流露出對這張證非常滿意的神情,“和我長得很像”。他去火車站的鐵路公安制證窗口,報這張身份證上的信息,辦一個臨時身份證明,再去買火車票。但他到了福州,還是沒找到工作,生活無法維持。

今年3月5日,他主動進了福州市連江縣救助站。他回憶,當天,救助站工作人員開始拍攝他,問他的家鄉在哪兒,小學在哪兒讀、中學在哪兒讀,後來為什麼漂泊在外打工。他留下了那段尋親視頻。

視頻中,工作人員問他:“想不想回去?”

於羨軍說:“不想回去。”

於羨軍覺得自己的人生沒遇過啥好事兒,所以,他從不主動和人說自己的身世,也不懂救助站的人問這些往事有什麼用。他們解釋,是補辦戶口要用。

救助站的職能之一是助人恢復社會身份。2014年,民政部出臺的《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機構工作規程》要求,救助站應為前來尋親人員提供便利和幫助,尤其是“受助人員因長期流浪被註銷戶籍的,其戶籍註銷地的救助管理機構應當接收受助人員,並協調公安機關辦理恢復戶籍手續”。

多位公益人士介紹,恢復戶口一般需要完成帶有證人證言的“生活軌跡證明”,這令求助對象需要面對過去,甚至觸碰一些心理創傷。

還有一些接受救助的人,從沒有過戶口,根據受訪人士的經驗,為他們辦戶口更難。

歐勇所在的公益組織與一些救助站有合作關係。他表示,自己曾遇到難以推進的情況:受助人員李強強自述,四五歲時與家人走散,從此沒見過家人,他被兒童福利院收養,但“不願意待裡邊,跑出來”了,後流浪多年,現在想要重新登記戶口、申領身份證。歐勇為李強強聯繫了當年的福利院,也有幾位工作人員表示認得出他,但他們不是親屬,無法靠驗血在生物層面證明李強強與檔案裡的兒童是同一人。

目前的局面是,兒童福利院所在地的民政部門回覆稱,不能證明李強強是本地人,也不能為他登記戶口。李強強只能在流浪地的福利院裡滯留,無法正常務工。

於羨軍一度面臨著與李強強類似的困境。

3月9日,於羨軍被轉送至福州市救助站。據福州新聞網,福州市救助站黨員尋親工作室負責人黃灃回憶,他們聯繫於羨軍自述的戶籍地,即黑龍江省鐵力市王楊鄉的救助站、派出所等部門,一開始,得到的回覆均是“查不到這個人”、“戶籍底卡根本沒有”、“他從小就沒有戶籍信息”。

今年7月,我見到於羨軍,他已辦好戶口,拿著新身份證,找到了工作。他在一個以前從沒去過的位於山海關內的城市,住在一個小區的單元房裡,那是一個施工小隊的宿舍。面對來訪記者,他說不清自己辦戶口的事怎麼能峰迴路轉,只籠統地解釋,“政策變了”。

施工小隊的老闆問我:“你採訪他幹啥呢?他話都說不清楚。”在老闆的觀察裡,於羨軍完全沒有社會交往,聽說有人要採訪他,老闆以為我看上了他的腰子。

面對我這個生人,於羨軍乜著眼,說話聲越來越含糊。

他現在有了身份證,辦了電話卡,已註冊一個社交賬號。談到未來,他說,打算“參與跨境電商”。

我表示疑惑,於羨軍接著說,他在網上看見一個教程,“把中國市場的產品搬到國外市場”,要先交一筆保證金,然後用人工智能做短視頻廣告,就可以把供貨商提供的小商品掛在自己賬號的商品櫥窗裡出售,賺取佣金。這是他理解的意思。不過,他拿不出那麼多保證金,就先跟著這個施工小隊幹活。

幾個月後,我在於羨軍的社交平臺上看見了一則製作簡單的廣告,互動量不多。他只有兩個粉絲,一個是我,一個是為他轉發過尋親視頻的公益組織的賬號。於羨軍幾天後刪除了這則廣告。

根據《社會救助法》,往後,如果他需要申領“低保”,或者想獲得大病社會救助,都要回到戶籍地向鄉政府申請。也就是說,於羨軍需要回鄉。但是,和於羨軍聊這些,他會一言不發,站起來離開。

王楊鄉往事

那條救助站為於羨軍制作的尋親視頻,曾被不同的尋親博主轉發,評論區裡,一些同鄉人議論起於羨軍的舊事。博主們在鐵力當地人的留言下問:他還有親人嗎?有志願者能去王楊鄉問一問嗎?

今年8月,我聯繫上於羨軍的發小王健,說起“小於軍”,他感慨“多少年沒見過他(於羨軍),有時候還想著他”。

據福州新聞網,這條視頻在網上發酵之後,今年3月27日,鐵力市救助站給福州市救助站回信,表示可以為於羨軍落戶。4月3日,於羨軍在福州市救助站拿到戶口本,四月中旬回到鐵力市補辦身份證。

於羨軍回憶,回鄉後,他在王楊鄉派出所做筆錄,講述自己的漂泊過程。這個派出所距離他養父母家的房子不到一公里遠,他沒想去轉一轉。他說,要是警察帶他去現場指認,他會難過。

他似乎打定了主意,要與過去隔絕。

今年8月,我來到鐵力市王楊鄉,鄉里多是半新的自建房。當地人習慣沿用“公社”與“農村”的稱呼劃分鄉里的區域,“這一片是公社,那一片是農村”,公社是鄉鎮幹部、供銷社職工等人早先居住的地方,農村則指大部分普通農民的住處。鄉里的王楊站,是綏佳鐵路上的一個四等站點,以接發車、調車為主。車站門口,掛有“供銷社食堂”字樣的餐廳及多家旅館,已不再營業,空掛著招牌。

王楊鄉里已不再營業的旅店。本文圖片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葛明寧 攝

1977年左右,於羨軍讀小學時,王楊鄉還稱為紅旗公社,鐵力市所屬的伊春林區處於大量出產木材的階段,鐵路線非常繁忙。王楊站曾設有鐵路職工子弟學校,一名於羨軍的小學同學回憶,紅旗公社人家的小孩一度可以到鐵路學校借讀,“十八九個村組的孩子”都在這裡,時不時分為“鐵路”與“地方”兩個陣營打架。

在當地人李楊的印象裡,於羨軍“不樂吱聲”,走路慢悠悠,整個人“肉了肉了”的,“招呼他快來,他快走了幾步,又肉了肉了的”。東北話裡,“肉了肉了”形容一個人笨笨的、不太機敏。李楊還說,於羨軍在打架中的角色是“純捱揍”,不利索。

同學們的回憶裡,於羨軍的頭髮有一點自然捲,容易亂;喜讀小人書,還有點“隔路”,不合群。同學、鄰居都自然地對我提起,他是家裡“要”(指抱養)的。

於羨軍回憶,小時候,養父是鄉會計,養母在供銷社食堂上班,家裡還有兩個姐姐,屬於在當地條件很好的家庭;他以為自己會按照當年的子女頂班政策,接養父的班,也當鄉幹部。這麼說的時候,他露出非常羞愧的笑容,彷彿自己對這樣的話也感到不可置信。子女頂班政策在1986年他初中畢業的那一年被廢止。

於羨軍說,養父在他讀小學時患了腦溢血,他初中畢業後,鄉政府給他安排了一個收電費的工作。

他只幹了幾個月。於羨軍解釋原因說,他遭人排擠。於羨軍父親的一名同事則回憶,於羨軍工作不認真,被開除了。

林木資源很快被消耗,當地產業也在變化。鐵力境內,有鐵力、雙豐、桃山三個林業局,同屬伊春林區。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曾在1984年發文《談“紅松故鄉”的資源危機》:測算得知,鐵力林業局的資源只能維持砍伐十年左右,“雙豐局森林資源所剩無幾”。

於羨軍回憶,要是不能在鄉政府上班,鄉里沒有多少工作機會。木材運輸不景氣,除此之外,當時王楊鄉只有幾個農業用品商店。他印象裡,王楊鄉最大的老闆是開飯店的,“後來聽說這人也往南邊去了”。

那些與他一樣沒趕上“頂班”政策的公社子弟,據他們回憶,他們後來大多去飯店打零工、農忙時往附近的農村打些小工、在鄉里打更。

“那時社會上人多。”於羨軍的發小王健說,“我們60後很多人都沒有工作。市場經濟剛開始,北方也沒有啥工廠。”

後來,外地人來了,在鐵力城裡開起歌舞廳、檯球廳,找本地人看場。於羨軍堅稱自己沒有參與小團伙,只是認識他們。幾名鄰居記得,他後來也因“小偷小摸”被抓過。

按照於羨軍與他鄰居們的回憶,1990年左右,他的養父母相繼過世。

今年8月,我在王楊鄉尋訪時,與他的發小、同學和鄰居聊起他。他的一名同學評論說,於羨軍想掙錢,但找不到法子。在同學們口中,他們都遭遇過這個坎兒,但“也過來了”。

對於於羨軍後來遭遇了什麼,他們鮮少再聽聞。王健在電話裡分析,於羨軍膽兒不大,又好面子,也許是他“在外混得不好”,不樂意與朋友們來往。

尋親視頻下回憶於羨軍的留言,也有一些對他年輕時的評價:“不務正業”“人不咋的”。

於羨軍說,如果繼續在老家待著,“我就是一個二流子”。

他自己記不清是一九九幾年離鄉的。他的鄰居也記不清是哪一年,這人突然把家裡每一個盆、每一個碗都賣了,什麼都不剩,人消失不見了。

王楊鄉的農田。

流浪者的“知足”

為了不當“二流子”,於羨軍想著到經濟更發達的地方,學個手藝。

他沒有門路,到了南方,發現沒有身份證,沒有用人單位要他。他過上流浪生活,打那時候學會了睡橋洞。

當時,橋洞裡的流浪者會被驗看暫住證。於羨軍這才意識到,自己沒有辦過身份證,任何證件都無從談起。

於羨軍回憶,他學會了逃票,用撿來的身份證信息買一站路,然後儘量藏在火車上,就這麼又到了深圳,接著睡橋洞,逐戶問商家是不是需要工人。

他認為,當時的深圳比其他大城市稍微包容一些。他遇到一個農村出身的老闆,不知是什麼歷史原因,也證件不全,能接受他,他留在老闆的餐館裡打下手,切菜、洗碗。

我不理解,於是問他:既然有種種不便,為什麼不回家,試試看登記戶口、辦身份證,“那會兒你在鄉政府不是有同學嗎?”

於羨軍的腦海裡好像沒有這一選項。他認為,鄉派出所不會管這些事,又說,他剛從老家出來,還和人打架,看不順眼就打。

後面,他不打架了,“我的稜角慢慢地給磨沒有了”。

“我很知足呢。”於羨軍說。要不是深圳的餐館後來關門了,他會一直幹下去。

他的中心思想是迅速認命。在深圳,於羨軍沒有存摺、銀行卡,那張撿來的證是別人的身份證,只能用來買車票。老闆給他發的是現金。於羨軍的邏輯是,既然沒有儲蓄的方法,就把收入都消費完,不攢錢。沒有本錢,就參與不了市面上的小生意,而且他不懂做生意,“沒有門路,沒有信息”。

於羨我說,餐館老闆願意收留他,他想好好“維護”老闆,好好為他工作。

在大城市,於羨軍一般不與東北老鄉搭話。他對老鄉的印象,還是當年在鐵力的一些“朋友”,但“沒做生意的觀念”,被時代拋下。他說:“他們沒用。”

按照於羨軍的說法,深圳的那位老闆不開餐館之後,他回到家鄉,又離開了。當時他身上的錢只夠他去天津。他記得,在天津,自己好像只遇到過一個從前在鐵力認識的人。他們吃了一頓飯就分開了。他不存別人的聯繫方式。

於羨軍說,深圳那位老闆是“富二代”,在天津收留自己的這位燒烤店老闆,也“認識社會上方方面面的人”,所以總有人來訂餐。這是於羨軍對做生意的理解。

在天津又打工十多年,直到再次流浪,在旁人看來,於羨軍是任由沒身份證這一問題堵死自己的路。

每次搬家,於羨軍會把不多的家當盡數賣掉。他回憶,在天津的燒烤店打工時,他花過4000元在電腦城裡買了一臺電腦,用來玩兒。燒烤店關閉之後,“電腦賣二百都沒有人要”。他心疼自己的電腦,但還是想輕裝上陣、出去流浪。

社會工作師王連權曾著有《歸途》一書,副標題是“流浪乞討者口述史”。其中描寫了一些流浪者,從不聯繫家人,沒有朋友,不主動爭取福利,好像只追求基本的生存。

有些人顯得連生存也不大在意,堅持過著在王連權看來很危險的生活方式——白天睡在悶熱的立交橋下,晚上到處拾荒,看到有社工到流浪者聚集的地方來,用扇子捂著臉。

王連權看到的是,一些流浪者正在經歷逃避、角色失衡,或者自我傷害的過程,社會身份、功能和心理已經潰敗,需要自我重建。他們沒有生活動力,沒有生活目標,也沒有生活樂趣,“自我”意識弱化、缺乏主體能動性。

王連權表示:“個體要感受到被愛、被尊重、被接納,才能有動力去好好生活;如果感受不到,就會逃避,並伴隨自我傷害的出現。”

王連權也出生於東北。他解釋,於羨軍用來形容自己的“二流子”一詞有強烈貶義,指無所事事、無事生非的人。大多數流散人員,是因病、因殘、因故以及臨時遇困而流浪乞討,與“二流子”截然不同。

帶著過往活著

在今年4月辦身份證之前,於羨軍曾兩次回過老家,都沒有登記戶口。

於羨軍解釋的理由,是一個微小的細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補辦身份證的制證週期為一個月。於羨軍對我說,他聽見“要在本地住一個月”,想想自己沒錢,住不起旅店,就走了。

幾位接受採訪的流浪者救助公益組織負責人表示,補辦戶口流程複雜,而一些無戶口人員常年流浪,與社會交流的能力減弱,他們走進派出所,一聽見戶籍窗口說需要各種文件,感覺聽不懂,很容易放棄。

救助站可以代走行政流程,但流浪人員在面對救助站時常常會猶豫。社工周焱提到,雖然救助制度近年變得規範化,但像於羨軍這樣,多年前就有流浪經驗的人,早年經歷過現在已被廢止的“收容遣送制度”,可能對救助站有不好的印象;另外,還有一些救助站工作人員會對流浪人員隨口用一種比較硬的口吻問話,例如“你,哪兒來的”,流浪人員會自覺遭到歧視。

長期住救助站,生活也有不便之處。據周焱觀察,有的流浪人員可能認為住在這裡影響自己務工掙錢,有的救助站可能擔憂站內出現偷盜情況,會阻止流浪人員把手機帶進寢室。

有很多年,於羨軍打心眼裡拒斥向人開口求助。今年8月,我在他的老家找到了在他前兩次還鄉時看見他的人。

王楊鄉的一個老闆回憶,二十年前,他在鄉里的一個飯館看見過小學同學於羨軍,請他喝了酒,但沒怎麼聊天。他那天忙,拉著一車裝卸工去拉貨。他說,想不到於羨軍在外流浪。

於羨軍另一個小學同學的媳婦記得,七八年前,於羨軍回鄉,找她丈夫喝酒,但不談近況,問也不說。於羨軍多喝了幾杯,他們招他進屋睡覺,他不肯,非要躺在她家門前的水泥板上。夫妻倆不明白,只以為於羨軍是不是生病了。

今年4月中旬,於羨軍獲得“可以落戶”的回覆後,由一名福州的民政幹部陪同,坐飛機到哈爾濱,再由哈爾濱救助站的工作人員與他一起坐火車到鐵力。鐵力市救助站把他安排在一個老年康復醫院住下。

王楊站。

於羨軍回憶,他回到王楊鄉,在鄉政府遇到同學,對方說他講話“已經不是東北口音”。鄉派出所裡,給他做筆錄的人,不是他的故人,是年輕人。於羨軍說,他完全不想去鄉里走走,在等待身份證製作的一個月時間裡,他都待在老年康復醫院裡。一拿到身份證,他就去辦了銀行卡、手機卡,又住了一宿,便離開故鄉。

在王楊鄉走訪後,我再一次見到於羨軍。我說起,我和你從前的朋友王健打過視頻電話,他想念你。於羨軍一言不發,過一會兒,站起身走開了。

王連權表示,他認為,只有流散人員自己想明白了,問題才會迎刃而解。

他說:“對於幫助(協助)流散人員重建社會關係(社會網絡),通常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建立信任關係,讓流散人員感受到被關懷、被尊重;二是長期陪伴,要有打持久戰的準備和行動;三是充分共情,共情不是要去同情與憐憫,而是站在流散人員自身的視角、視野,既看到無限可能性,更要接受其侷限性;四是肩負起多重角色,在對流散人員的服務過程之中,社會工作者的角色是多元化的,要去賦能,更要扶志。”

此外,有社工對我提及,有些多年在外務工的人,對家鄉已沒有歸屬感,對於他們,“戶口也只是一張紙而已”。這些人會回到流浪地,需要政府和民間的力量繼續關照他們,給到溫暖。

現在,於羨軍習慣向人工智能提問。他問過AI,鐵力有哪些工作機會?AI回覆,這裡是農業為主,機會不多。

他還會問些別的,比如,社保是什麼,怎麼辦理?水果爛了,還能不能吃?

見面前,我對於羨軍說,有一些人,還在試圖完成“生活軌跡證明”、申請辦理戶籍,“你的故事能給他們一些安慰”。見面後,於羨軍對我說,他願意接受採訪,只是因為感激福州市救助站、感謝公益組織。

於羨軍所在的施工小隊的老闆,原先籌備開一個飯館,招他當廚師。我採訪的那兩個月,老闆遇到一些週轉問題,飯館開張延遲,能給於羨軍的錢很少。他非常不好意思,對於羨軍說:“我先教你做幾個菜。你那東北燒烤不正宗。以後你到別人家店裡,也能做事。”

據老闆娘說,於羨軍在施工小隊裡也非常沉默,但說過一句動情的話。他說:“不給錢,我也願意跟著你們。”

老闆養了一條狗,洗得非常乾淨、又聽得懂人話。我第四次見到於羨軍,陪他遛狗。在小區裡走著,一條野狗跑來,想與這狗嬉鬧。於羨軍趕忙驅趕野狗,又厲聲呵斥:“你跟它跑?你再這樣,我就打你。”

他是嫌那野狗太髒。

那次,我忍不住勸說於羨軍補繳養老保險。於羨軍露出慍怒的神色,這是我第一次見他激動起來。

又溝通一番,我才明白,他理解錯了養老保險要在同一地點持續繳納的涵義,以為要交養老保險,他就必須在一個地方待著,不能離開。他的意思是,他不願意在老家待著。他希望餘生一直憑他意願漂流下去。

(歐勇、李強強、王健、李楊、周焱為化名)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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