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器物上的名字還在“說話”

漢代，金銀器製作已從青銅工藝中分化出來，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手工業門類。蜀郡、廣漢郡是宮廷御用金銀器物的關鍵生產基地。不過，金銀器製作雖已獨立成類，技術上卻仍與青銅鑄造共享錘揲、鑄造、鏨刻等基礎工藝，兩者是傳承分化關係，而非完全斷開。

漢代分工的第一種記錄形態，刻在官署上。西漢鎏金鋈銀銅竹節燻爐，爐蓋外側銘文記“四年內官造”，底座外圈銘文記“四年寺工造”。同一件燻爐，兩個官署分別署名，編號也不同。這說明漢代宮廷器物的製作，官署之間已存在分鑄與協作。

分工的第二種記錄形態，則落到工種層面，有另一件器物為證。東漢建武廿三年金銀塗乘輿大爵酒樽，承盤底部陰刻48字銘文，列出四道工序的工匠姓名。一件酒樽上，操作層面的工序拆分與監造層面的責任鏈被同時刻下。

兩種記錄形態並存，說明漢代官營手工業的分工，既有官署之間的橫向協作，也有作坊內部的縱向拆分。漢代銘文對“工種”的記錄並不止於工序名稱，還落實到具體的人名，這種寫法使分工不再停留在制度描述層面，而成為可核查、可追責的實物記錄。

唐代國力強盛、絲路暢通，金銀手工業邁入全面鼎盛時期。官營與民間兩條線並行，使唐代金銀器的製作組織比漢代更為複雜，記錄分工的方式也隨之變化。

器物銘文上，唐代換了另一種寫法。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鎏金飛天仙鶴紋銀茶羅子，羅底鏨文列出“匠臣邵元、審作官李師存、判官高品吳弘慤、使臣能順”。與漢代酒樽逐個工種列名不同，唐代銘文不再區分“銅工”“文工”這類具體工序，而是以職級高低排列責任人——動手的人、管工的人、監官、總領，層級分明，責任鏈條一目瞭然。這種變化意味著分工的組織形態從“工種並列”轉向了官署內部的職級化運作。

同出的智慧輪壺門座盝頂銀函，銘文則記錄了另一種協作形態：一次由寺院主導、兩名工匠協作完成的製作。可見，唐代金銀器製作的參與者，不再侷限於官營作坊的匠人體系，分工的記錄方式也擴展為更靈活的責任署名。

宋元以後，金銀手工業的重心逐步從宮廷轉向民間。但分工的記錄形態沒有出現新的突破，真正把分工推進到前代銘文不具備維度的是清代的宮廷檔案。

造辦處的活計檔、匠作則例是宮廷檔案，不是器物銘文，性質與前兩代不同。造辦處檔案記載，成造金塔需鏨花、鎪鏤等多工種協同施工；《清代匠作則例》則按鏨花面積核算用工，粗鏨與細鏨各有定額。從漢唐銘文中的“誰做了什麼”，到清代檔案中的“配幾個人、做幾工”，分工的記錄方式完成了從責任署名到制度定額的轉變。

漢代的爐蓋上，一個“內官”，一個“寺工”，隔著爐身相望；酒樽底部，銅工、金銀塗工、文工、造工四個名字並排而刻，像一場2000年前的接力。唐代的銀茶羅子底下，匠臣、審作官、判官、使臣依次列名，一條責任線從鏨刀牽到官署。到了清代，名字淡出，數字登場——幾個鏨花匠、幾個鎪鏤匠、幾寸見方算一工，匠作被寫進了定額。記錄的方式在變，不變的是那一鏨一錘之間不肯含糊的分寸：誰的手藝，誰的名字，誰的責任。那些留在器物上的名字還在“說話”——一門手藝被認真對待過，一群匠人被認真記住過。

《 人民日報 》( 2026年11月14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