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獵採集者的歷史,是由農耕民寫成的;化外之民的歷史,是由宮廷文士寫成的。到哪裡尋找這些歷史呢?它們存在於山林與遠野,名曰“山間奇譚”。
成語世界裡的地域偏見很有意思。有一則成語,鄙夷了一個西南小國兩千餘年,那便是“夜郎自大”。
一個故事如果人人皆知,再講一遍便沒有意義。重講它的唯一理由,是因為“熟”恰恰是讀史的大忌。熟到不疑,便成了成見。所以要把古代的、文學的、歷史的文本統統當作歷史的表象,再用地理的、民族的、人類學的材料,去接近“表相”底下的“本相”。透過同一個“表相”,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本相也不盡相同。
通行版的“夜郎自大”故事是這樣的:漢朝西南有個小國名叫夜郎,在今貴州境內,疆域狹小,人口稀少,物產匱乏,卻是那一帶勢力最大的國家。夜郎國君初次見到漢朝使節,開口便問:“是我的國家大,還是漢朝大些?”這個問題後來凝固成“夜郎自大”的成語,專門嘲諷狂妄無知之人,和坐井觀天是一個意思。故事本身很好理解,但成語故事和它的原型記載之間隔著很遠。
司馬遷的西南之旅
夜郎自大的最初文本在《史記·西南夷列傳》裡。原文說,當時漢天子(漢武帝)令王然於、柏始昌、呂越人等人出使,先後有十多批使者走小道潛行前往西夷以西,任務是尋訪一個叫身毒的國家。一行人在途中抵達滇國,滇王問漢朝使者:“漢孰與我大?”漢朝與我,哪個更大?使者隨後到訪夜郎,夜郎侯也問了同樣的問題。
首先要注意一個細節:第一個發問的不是夜郎侯,是滇王。滇王先問“漢孰與我大”,夜郎侯只是“亦然”,問了相似的一句。可成語最後固化成了夜郎自大,而非滇王自大。連被嘲笑,夜郎都不佔原創。
兩處君主何故這樣發問?《西南夷列傳》裡說:“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因為道路不通,彼此隔絕,各自以為自己是一方之主,並不瞭解漢朝有多大。事實上,此時漢朝“徼內”的地區和“徼外”的滇、夜郎之間絕不是道路不通的狀態。只是因為間道而行的人主要是商賈,並沒有人直接向兩處君主描述漢朝的地域規模。漢朝使節首次踏足滇和夜郎,兩地君主確實不知道漢朝的規模。
漢使到訪滇和夜郎,是為了尋找身毒。那麼,漢武帝為什麼會派人去西南找身毒?此事要從另一個熟悉的人說起。
張騫出使西域,本為尋訪大月氏,拉攏他們夾擊匈奴。他中道為匈奴人所俘,在匈奴境內娶妻生子,但他待不住,潛行出逃,一路走到中亞。他的任務最終沒完成,因為大月氏在西邊住的習慣,不願再回故地與匈奴拼命。不過,張騫在那裡有一個意外發現。他在中亞的市場上見到了來自四川的物產,“蜀布”和“邛竹杖”。蜀地物產竟然能販到這裡,令張騫頗感詫異。於是他問當地人,這些東西從哪兒弄來的?對方答說,是從身毒轉運過來的。
張騫的腦子轉得極快,言談之間便在腦中構建起了一張交通地圖的模型。身毒能買到蜀地的貨,立刻可以推出一條線索:從蜀地出發,豈非可以抵達身毒?西北那條路,他親自走過,繞得太遠。如果南邊有近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張騫回到長安,若干年後,張騫再向漢武帝彙報出使情報,便將這條商業情報也一併報了上去。漢武帝馬上派出了王然於、柏始昌、呂越人,從蜀地向南探路,這就是《西南夷列傳》開頭那批使者的來歷。
當然,這支隊伍最終沒有抵達身毒,而是止步於滇。據《史記》所載,滇王嘗羌把他們留下來,前後派了十幾批人替他們向西探路,最後都被昆明人擋住,沒能再往南去。昆明人、滇,是兩夥人。
武帝時代的漢人,對外界的交通線索興趣盎然。由物產牽引出的線索還有一條,還是漢武帝時期,還是四川的物產。
漢武帝坐居長安,南越國割據嶺表,定都番禺。今天廣州市中心的商業步行街北京路上,商場負一樓就有南越國王宮的遺蹟。漢朝派使者唐蒙到南越,唐蒙在番禺被請吃飯,吃到四川產的枸醬。他問:這種醬是哪裡產的?當地人答道,乃是經牂牁江運來番禺的。唐蒙受命出使之前,官居鄱陽縣令,也是心懷一張活地圖之人。他馬上反應過來,暗自猜想:恐怕牂牁江連通著蜀地和番禺,日後漢朝征伐南越,豈非可以從蜀地發兵,順牂牁江而下,直取南越?後來漢武帝下決心攻打南越,東、中、西三路大軍齊發,西面一路正是聯絡夜郎,讓夜郎出兵沿牂牁江而下。但這條路太長,夜郎的兵還沒到,東、中兩路漢軍已將南越滅了。
一碟醬牽出一條戰略水道,一柄竹杖牽出一條西南道路。武帝時代對異域的興趣,由此二例可見一斑。蜀地的物產佔據獨特位置,成為漢武帝兩次開拓行動的情報線索。這與漢代蜀地的經濟富足、物產豐饒怕是分不開的。四川綿陽博物館的常設展覽,主題名叫“富樂”,以此概括漢代蜀人的生活,再合適不過了。
以上故事出自太史公之手。那麼,他講的這個故事,有沒有根據?
今天人研究歷史,鼠標左鍵、右鍵一點,無需出門。過去講究“左圖右史”,手拿輿圖,手捧史冊,更何況太史公生活在一個疆土日廣、充滿新知的時代。他不滿足於紙上得來,四處走訪。他最東抵達山東,東南到訪浙江,南至湖南,北走陝北,西南便到過滇。王然於等漢使探路受阻之後,漢武帝發兵平定西南夷。太史公“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所以《史記》裡關於西南諸夷的記載,至少是他親眼看過一部分,或者問過當地人。
此外,他還是一位“民族學家”。民族學家的一個任務是做民族識別,在於辨識不同地區族類之間的異同,由此給出一種分類系統。《史記·西南夷列傳》正是對中國西南地區人群提出的第一種宏觀分類系統,直到隋唐時代才被新的分類系統取代。
《西南夷列傳》首先記載:“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從蜀郡也即成都平原往南去,經過樂山、宜賓後進入群山之間,這裡被漢人尤其是蜀地的漢人稱作“南夷”。因為宜賓往南的貴州高原,是蜀地之“南夷”,而非長安或整個漢朝之“南”。這裡的君長十位數,其中夜郎勢力最大。往下讀,“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從成都平原經邛崍、雅安往西走,又是幾十個君長,其中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這是由滇又向北去看,沿線的人群之中,生活在邛海一帶的“邛都”勢力最大。
這些族群有一個共同特徵:“椎結,耕田,有邑聚。”“椎結”也寫作“椎髻”,指將頭髮挽成錐形,沖天束起。出土的滇國青銅器中有一位老年女性形象,可以看清這種沖天椎髻。網絡上也可以找到一張泰劇劇照,裡面古代泰國貴族梳的正是這種髮型。“耕田”好懂,從事農耕。邑聚,是指定居建有城邑、聚落。
泰劇中的“椎結”

石寨山12號墓出土的“椎結”女俑
支撐這七個字的,是西南地區獨特的地理環境——壩子。雲南、貴州最大的特點是山多,但山中間有小的平地,雲南人叫壩子,四川、貴州、重慶都有,湖北也有小的。壩子地平,是群山之間難得的宜耕地、宜居地。昆明的滇池,大理的蒼山洱海西昌的邛海,都是這樣。雲南省境內的壩子單個平均面積為14.44平方公里,貴州省境內的壩子單個平均面積為0.57平方公里。雲貴地區的大城市基本都在壩子裡。
蒼山、洱海構成的寬闊壩子
昆明的滇池和大理的洱海雖然都是壩子,但從滇往西,漢使和太史公遇見了另一種人群。《西南夷列傳》記載:“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yè)榆,名為巂、昆明。”他們的特徵是編著辮子,趕著牲口走,沒有固定住處,沒有長期統領的君長。這裡的“昆明”不是今天的城市,而是一種從事遊牧的人群名稱。
可能有人會問,遊牧民族不是應該在草原上嗎,怎麼會在雲南西部的山間?答案在於海拔和坡度。海拔過了三千米,或者山體坡度較大,山上長不了樹,只有灌木和草甸可以生長。沒有農耕,也沒有林業,人類要在這片土地上活下去,辦法只剩一個:放牧牛羊。農耕是人類通過種植、管理穀物從土地獲取食物,遊牧則是以牲畜為中介從草場獲取食物。都是向土地討生活,只是方式跟著環境走。
橫斷山脈的高山峽谷之間,河谷南北縱橫,聯結著河湟谷地。河谷構成古代人群南北大遷移的重要通道。所以考古學家能在雲南古代人群的遺骸中檢出來自黃河流域的人類基因,也能在雲南西部和黃河上游乃至東北地區發現相似的考古文化元素。雲南和看起來八竿子打不著的甘肅之間,存在人類基因、文化和生產方式等多層次的交流。而擔當這些交往交流者,多半就是太史公筆下編髮遷徙的牧人。
再往北,靠近成都的川西山區有第三類人。他們包括“徙”“莋”和“冉駹”。這些名字看起來更令人費解的族群,具有如下特徵:“其俗或土著,或移徙。”有的定居,有的流動,介於前兩類生活方式之間。
太史公以一種二元思維理解漢朝西南方向的新見人群。他從外表上區分椎結與編髮,從生產上區分農耕與遊牧,從生活上區分邑聚與遊徙,從政治上區分有君長與無君長。人對世間萬物的分類,第一直覺便是二元結構,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18世紀以來研究人類文明起源的那批學者,從盧梭、摩爾根到馬克思、恩格斯,起初的框架也是野蠻與文明的分野。後來,學者們逐漸意識到野蠻和文明之間也存在漫長的文明演進過渡帶,中間還有無數的人類社會形態。太史公記錄至第三種人時,或許腦中也糾纏過一陣,最後記下“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八個字。
分類的用處馬上就顯現出來。為什麼夜郎、滇、邛都能長成本區域最大的政治體?因為定居。定居才能積累經濟基礎,才能支撐政治組織的成長。遊牧逐水草而居,隨季節轉場,社會組織天然鬆散,無聚落則無城,無城則難立國。這幅圖景今天還能看到。從大理、麗江一路往西北走,迪慶、瀘沽湖、梅里雪山,海拔從兩千米一路爬到四千米,你會親眼看到壩子、城市和稻田,從某個海拔線起,悄然換成草甸和牛羊馬群。即便是近代雲南的民族,也同樣有著類似植物一般的“垂直地帶性”。
雲南民族的垂直分佈示意圖
以上便是循著太史公的視角,所能獲知的“西南夷”的梗概。
既然最早問出“漢孰與我大”的是滇人,我們不妨暫且擱置夜郎如何取滇而成為故事主角的問題,看看滇人如何會問出這句話。
滇的一方天地
探究滇人的內部世界,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古代早期的南方人群,幾乎沒有留下自身文字記錄下的歷史。滇人也是如此。
每一個民族都可能有語言,但不是每一個民族都有文字。一位人類學家提出過一個假設,說文字最早是為了方便早期國家的人、物管理而產生。他的證據之一,是兩河流域最早的楔形文字內容幾乎全是賬目,記載著多少奴隸、多少物資。中國現存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刻在龜甲獸骨上,大部分是占卜記錄。文字的誕生各有其緣由,唯獨不是為了專門記載所謂歷史。所以在人類文明早期,一群人沒有留下文字記錄的歷史,也許不是遺憾,而是常態。
今人知道的滇和夜郎的早期歷史,便只有華夏人群筆下的片段式記載。據說戰國時期,地處長江中游地區的楚威王派將軍莊蹻循江而上,打到滇池一帶。將軍正要回去覆命,秦國南下攻佔巴、黔,斷了莊蹻的歸路。他索性留在滇地,改變服飾,遵從土俗,在此稱王,成為滇人最早的君王。
這段記載單看起來並無異樣,但《史記》裡同結構的故事不止這一處。據說周人的先王要傳位給幼子季歷,好讓聖孫姬昌接班,季歷的兩位兄長泰伯和仲雍明白自己沒戲,逃至荊蠻之地,斷髮文身,把位子讓了出來。據說這支周人後來建立了勾吳,便是春秋末期吳越爭霸的那個吳。
此類故事共享一種骨架,即政權的建立者都來自外部尤其是華夏世界,因某種緣故滯留邊地,遵從本地習俗統治土著,形成君主為華夏、民眾為土著的二元統治結構。這樣的例子,足以找出多例。單看一個也許能夠成立,幾處合觀,結構上處處雷同,就不能不使人懷疑,這是華夏人群記錄邊疆政權歷史起源的一種書寫模式。誰更需要這樣的祖先敘事,敘事就在為誰服務。
莊蹻王滇究竟是不是事實,僅憑華夏人群筆下的文本已然無法判定。至少從考古發現來看,考古所見的滇文化與楚文化之間並無明顯的聯繫,這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莊蹻王滇的可能。
目前能夠描繪滇國真實面貌的實物證據,是滇人貴族墓葬中陪葬的青銅器。
雲南省博物館裡能看到一批重量級的滇國青銅器,主要出自晉寧石寨山和玉溪李家山墓地。中原青銅器的功能很集中,鼎、尊、罍、豆,要麼跟吃飯有關,要麼跟喝酒有關。滇國青銅器也有一種高頻功能,存錢罐。存錢罐裡用來貯存貝幣,考古學家將這種器物叫貯貝器。這類器物的蓋子被滇人做成了雕塑展演的舞臺,也成為今人觀察滇之世界的極佳窗口。
滇人形象復原圖
滇國的青銅器裡有椎髻的老婦,也有編髮的人物形象。編髮者,多出現在奴僕和被俘者的位置上。如許多表現紡織場面的貯貝器蓋上,從事紡織作業的女性便多為編髮形象。石寨山6號墓出土吊人銅矛,矛頭下端吊著兩個小人,都是垂著辮子的編髮者。前面說到,太史公區分了椎結與編髮兩種“西南夷”人群,看來不是他的虛造。不過髮式是否完全是滇、夜郎和昆明、巂之間的族類差別?亦或者是統治階層和被統治階層之間的差別之一?恐怕還有待探討。
石寨山1號墓出土的紡織場面貯貝器人物線圖
石寨山6號墓出土吊人銅矛上的犧牲者形象
從這些青銅雕塑的小人中,可以看出滇人世界的兩個主題。
一是殺人祭祀,滇人的神權傳統。
石寨山12號墓出土的詛盟場面銅貯貝器蓋子上,人物眾多,場面極其熱鬧。蓋上雕一間幹欄式房屋及各種動態的人物127個,殘缺者尚未計入。畫面右側是幹欄式建築,有立柱、檯面和屋頂,屋內陳設著14面銅鼓。畫面左側的地面上還放著兩件體型更大的鼓,兩處合起來共有16面鼓在此。一位婦女垂足坐於高凳上,似為主祭人。婦女的左前方及右側都是參與祭祀者,面前擺放著各種祭品。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在鼓與建築之間。有人牽著馬,有人牽著豬,有一隻狗,也有坐著和站著的婦人,生活氣息撲面而來。
幹欄式建築左側有一根立柱,柱子上明顯綁著一個人。他的腰和頭都用繩索捆著,似乎在等待著刀斧斬下。這個場景,又見於石寨山1號墓出土的“殺人祭柱場面貯貝器”和石寨山20號墓出土的“殺人祭鼓場面銅貯貝器”。考古學家推測,這些場面表現的是滇人在播種時節舉行的殺人祭祀儀式。
石寨山12號墓出土的詛盟場面銅貯貝器
另一場景中的人,似乎是渾身浴血。他被按在地上,腰下墊有一截物體,手和腳分別被左右兩人扯住。目光所及之處,是另一人手持一份類似文告的東西,正在向他宣讀什麼。是判決書麼?是他必須犧牲的緣由麼?只是他並不甘心,嘴巴大張,始終保持著呼號的姿勢。需注意的是,這個場景不止出現一次。它在石寨山1號墓出土的“殺人祭柱場面貯貝器”裡也出現過。
詛盟場面銅貯貝器局部
第二個主題是戰爭,滇人的軍事傳統。
戰爭場面,是滇國貯貝器蓋子上常見的雕塑場景主題。下圖便是一件貯貝器蓋,展現著一場激烈的戰鬥。中央是身著甲冑的鎏金騎士,腳跨駿馬,手部殘缺,原本應持長矛作刺殺狀。騎士四周盡是持盾武士,披甲戴胄,還有護肩。其中一人正在追殺一名匍匐在地的編髮者。一旁地上,已有一名倒下的犧牲者。
石寨山13號墓出土戰爭場面貯貝器蓋
石寨山13號墓出土戰爭場面貯貝器蓋局部
還有一件疊鼓形戰爭場面貯貝器,最左側是一名射手,手持當時先進的遠射兵器弩,隨時準備擊發。滇國武士裝備精良,甲冑戰馬齊全,完全不是我們印象裡“西南夷”的落後面貌。左下角一名編髮者匍匐倒地,或是跪在地上哭嚎,悲慘地只剩下半截軀體。右側是一名騎士,跨著駿馬,舉槍刺向匍匐在地的人。一人在地上無法動彈,軀幹著地,頭與雙腳微微離地,大約槍頭已經進入他的身體,讓他猛地一縮身子,口吐鮮血。
石寨山6號墓出土戰爭場面貯貝器
戰爭場面貯貝器中的刺殺場面
最讓人琢磨不透的,是整個場景中央那人。周圍充斥著砍殺與哀嚎之音,空氣裡的血腥味一定極重,他一個人,張著嘴,自顧自地在戰場上走,眼神空洞無物,像是走進另一種狀態。在他的身邊,還有三個莫名其妙的人,似乎正在操著手交談,好似身後的虐殺與他們毫無關係。兩千年前的工匠把這一瞬間留了下來,我們到現在也說不清他們在想什麼、做什麼,以及最後去了哪裡。
另有一件古物,圖案直白,卻耐人尋味。
這是一件鎏金銅釦飾。扣飾圖案左側的武士,右手持利刃,左手提著一顆人頭。右邊的武士左手提著一顆人頭,右手牽著繩索,繩索拴著牛和羊,身後跟著一名老婦,抱著一個小孩。除了圖案下方可能屬於裝飾性質的蛇之外,圖中共有兩名劫掠者,兩名犧牲者,兩名被俘者以及三隻被俘的牲畜。如果我給這件文物的圖案取名,大概會叫“劫掠歸來”。把這種題材做在鎏金的帶扣上,隨葬進貴族的墓裡,說明戰爭與擄掠在滇國絕非恥辱,而是莫大的榮耀。殺敵獻祭愈多,臉上便越有光。這不禁讓人想起14、15世紀安第斯地區嗜血好戰的印加帝國。
石寨山13號墓出土鎏金獻俘銅釦飾
出土的眾多滇國青銅器中,僅有一件可能帶有“文字”的古物——一塊刻紋青銅片。
根據考古學家描摹的文物線圖,整個銅片被人分作四欄,自上而下排列。最上欄繪有一隻孔雀,旁邊畫了大圓、中圓、小圓套疊的圖案;孔雀下面有一個戴枷的跪姿人物,一個牛頭,一個馬頭,一個豬頭。注意,戴枷的他扎著辮子。考古學家稱,這裡有“孔雀、玉璧、背籮、帶枷奴隸、縛手奴隸、長辮人頭、牛頭、馬頭、虎頭、豹頭、綿羊頭、海貝、牛角、錢籃、錢袋等。”顯然,這裡的每樣圖案都具有產品、物品記錄符號的性質。每樣圖案旁都配著圓圈和橫槓,圓圈可能是計數單位,橫槓可能是累積。
這是什麼東西?學界有三種猜測:隨葬品清單,買賣單據,或是記錄一場戰役殺了多少人、搶了多少東西的記功牌。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物品清單,這使人想到,秦漢時期特別流行在墓裡隨葬一份“遣冊”,把要陪葬的衣物、器皿、食物等一一登記,隨死者一起下葬。不管哪種解釋成立,它都是在記賬,而且是將人、人頭和牲口、璧記在同一本賬上。這不禁讓人聯想到,古代漢語世界裡既有“牲口”,也有“生口”。對勝利者來說,生口和牲口,本就沒有太大區別。
石寨山13號墓出土的刻紋銅片及其線圖
最後一件貯貝器雕塑場景,是我琢磨最久的。
一個貯貝器的蓋子,蓋沿一週鑄著十幾個人物。把它展開,便成了一支長長的隊伍。最前面的人(當然在貯貝器蓋上,沒有“前後”),最典型的特徵是長髯,服飾花色繁複。身後的僕從不著衣物,牽著一隻綿羊。緊隨其後的是一名氣度不凡的年輕首領,他扎著頭巾,身披披風,手持短劍。此人的頭巾在頭頂扎得很高,跟近代彝族人民“天菩薩”的打扮幾近一致,這一組人顯然不是滇池的居民。身後兩人抬著一件看不清的東西。後面有人背竹簍,簍裡盛著東西。再後面又是一組人物,二人既扎著頭巾,又明顯散著頭髮,牽著羊行走。緊跟著的兩人沒有頭巾,反倒扎著辮子,肩扛某種東西。最後一組人物,似乎束起頭髮,身著長條紋的衣服,牽著牛和馬。
石寨山13號墓出土的納貢場面貯貝器
有人認為這個場景是在“交公糧”,說畫的是各族人民向滇王繳納賦稅。這種說法很難讓人信從。交賦稅,理當以家庭或村落為單位,以繳納糧食為主。一個村子裡形形色色的人都可能有,但不至於組與組之間的髮式、服飾風格差別如此之大。
那麼,這是怎樣的場景?
我想起另一類圖。唐代畫家閻立本畫過一幅《職貢圖》,繪有婆利、羅剎、林邑三國使者,向唐朝進貢方物。圖中,南洋的使者結隊而來,或抱著沉香,或舉著孔雀羽扇,或抬著貢箱,目的地是長安的天子。“職貢”是中國古代對外交往的一種特殊體制,指的是朝貢國通過向宗主國述職進貢,並接受朝覲、冊封與賞賜,以示臣服。清朝也有“職貢圖”,宮廷畫家負責把周邊來使一個個畫下來。當時離“天朝”最近的越南人,衣冠禮儀良好,畫得最為“文明”;荷蘭人,畫得也相當寫實;再遠些的,直接題作“大西洋國黑鬼奴”。在“職貢”的世界觀裡,從近到遠,從穿得多到穿得少,從文明到野蠻,一個圈層推向一個圈層。
拿這兩種“職貢圖”作為參考,回頭再看滇國青銅貯貝器蓋子上的那支隊伍,我的心中浮現出這樣一種可能:這可能正是滇人自己的“職貢圖”。在滇國統治者的世界觀裡,滇池壩子是已知世界的中心;壩子近處的山地編髮人群,是可以獵殺、擄掠的對象;他們和更外面的人群,都該牽著牛羊、揹著貢品,到壩子的中心來。不來的人,有的是青銅器上的戰爭場景等著他們。
所以,滇王問“漢孰與我大”時,頭腦中浮現的不是“漢之廣大”,而是那幅自己的“職貢圖”。也許在當時的滇王看來,只有一個疑問,那便是這個可能聽過名字、但從未見過的“漢”,要畫或鑄在“職貢圖”的哪個位置。換句話說,滇王真的覺得自己疆土廣大。這種想法,背後有一整套以自身為中心的世界觀支持著。在漢武帝的兵威來臨之前,滇的這種世界觀根源於他們的強大武力,和與其周邊人群之間長期的支配和被支配關係。
可以想象,“夜郎侯亦然”。
處處是中心,無處是邊緣
現在把鏡頭拉遠,看漢武帝即位之初的東亞大陸。
通常印象裡的西漢版圖,東漸於海,西被流沙,北達朔漠,南至“北向戶”。歷史教科書上的西漢疆域圖,會被畫成一個顏色的色塊,代表著王朝版圖的統一。可事實上,表示西漢王朝疆域的色塊之外,北邊尚有匈奴,漢朝最大的對手;東北有朝鮮、夫餘,尚未臣服;西北方向是西域數十個城市國家,沿著沙漠綠洲,充當中間商的角色。至於疆域色塊的內部,也至少要分出中央與諸侯兩種顏色才對。漢廷分封的諸侯國裡,吳國、淮南國各有割據實力,吳王劉濞在景帝時發動吳楚七國之亂,淮南王劉安在武帝時謀反,只有長沙國相對安分。而長沙國安分,是因為南邊壓著一個強大的南越,自顧不暇。東南沿海分佈著一片越人政治體,東甌、閩越、南越、南海、西甌;西南雲貴高原上則是以夜郎、滇、哀牢為代表的諸政治體,不少學者將他們界定為“酋邦”。
所以漢武帝即位之初的東亞世界,不是一個均質的整體,完全是多政治體並立的局面。每個地方里的人,都天然地從自己所在的位置出發,去想象這個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於是在同一片天空下,形成多個“我的世界”交疊的局面。
南越便是一個現成的例子。南越君主趙佗,本為真定人,今天的河北正定,和趙雲是同鄉。他在秦末割據嶺南,按兵不動,坐觀中原逐鹿。他的孫子趙眜繼位後自稱文帝。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璽”金印,現在就陳列在廣州南越王博物院。趙佗本人和漢朝使者有過一番趣味盎然的對話。高祖的使者陸賈到,他先客氣地問:“我跟蕭何、曹參、韓信相比,哪個更賢?”使者答道:“大王更賢,他們不過是裂土封侯罷了。”趙佗更進一步:“那我跟皇帝相比呢?”遇到這個涉及“國家尊嚴”的問題,使者當然正色回答:“皇帝起於豐沛,討暴秦,滅強楚,平定天下;大王區區數十萬人馬,盤踞山海之間,不過漢朝一郡之地,怎麼能跟皇帝相比!”趙佗不惱,反而哈哈大笑:“我只不過是不在中原起兵罷了,假使我起於中原,鹿死誰手,還未可知呢。”
趙佗先比漢之將相,再比漢之皇帝。他的問法其實與滇王無異。漢朝使節在出訪周邊的過程中,“漢孰與我大”之類的問題絕不只發生過一次兩次。只是趙佗來自中原,知曉能夠代秦而起的漢不會比秦小,所以便不去比較“漢”與“我”,而是轉去比較具體的人了。一張張從自己腳下展開的心靈地圖,驅使著他們提出這些問題。
“華夏”這兩個字本身就是一張心靈地圖的起點。周人營建洛邑,何尊銘文裡鑄著“宅茲中國”四個字,聲明住在名為“中國”的地方。印加王族征戰安第斯山,定都庫斯科,這個名字同樣是“中心”(或者說“肚臍”)的意思。古代朝鮮人在明朝人所繪輿圖的基礎上改繪一張天下輿圖,大明還在正中央,朝鮮緊貼著大明,但朝鮮半島被放大到完全失真,畫出了半個大陸的氣勢。不是中心,就做一個次中心,反正不是徹底的邊緣。
那麼,那些從來都被視作邊緣的人民呢?那些比“西南夷”更邊緣的世界呢?
加拿大東北部南安普敦島上有一個小半島,住著一群愛斯基摩人。在我們的眼中,這是地球的極邊之地。人文地理專家請他們把世世代代居住的半島畫成地圖。貝爾半島的愛斯基摩人們畫出來的半島,比實際大了數倍。在以自己所居之地為中心的心靈地圖裡,越親近的東西越會被放大。從來沒有人覺得自己天生屬於邊緣。
貝爾半島愛斯基摩人的心靈地圖
還有更加樸素的例子。小紅書上有位博主展示自己孩子畫的世界地圖,圖中有自己居住的上饒,畫得很大,然後是北京、上海、中國,接著標出韓國、日本。日本旁邊還注著“小日本”,再標俄羅斯、白俄羅〔斯〕,還留了兩塊不小的區域寫上“南美洲”。看來,南美洲在小朋友的心靈地圖裡位置獨特。而上饒,江西省的一個地級市,在這幅圖裡是一片比肩中國、韓國、南美洲的土地。沒有人教他這麼畫,但上饒就是他的“壩子”和“庫斯科”。
小朋友的“世界地圖”
我們如何想象自己居住的土地,如何給它在世界上定位,都帶著強烈的主觀色彩。每一個族群、每一個地方的人,都會不自覺地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甚至可以說是族群性或人性的一部分。處處是中心,無處是邊緣。滇王如此,夜郎侯如此,趙佗如此,長安的皇帝如此,畫地圖的小孩也如此。以自身為中心發問,從他們的立場看,完全無可厚非。夜郎問了一個任何人站在他的壩子裡都會問的問題。其實,趙佗稱王前還是秦朝龍川縣令,劉邦不過區區亭長。以二人的身份而言,趙佗為何不能在心中以劉邦自況?
回看漢武帝即位之前的東亞,對當時生活在華夏“邊緣”的人群而言,加入漢朝、成為華夏的一員,本質上是眾多身份選項中的一種。他們對漢朝的認知模糊而疏離,說不清漢朝在哪個方位。對他們而言,“漢朝”的意象可能更多地意味著來自蜀地的珍品,比如醬、布和竹杖。甚至,“蜀”可能是那個包羅“西南夷”的長程貿易網絡的真正中心。
隨著歷史推進,他們可以選擇的空間漸漸縮小。漢武帝之後,南越消失,滇人臣服,夜郎臣服。所有“我的世界”,被並進一個以長安為中心的世界。滇人開始成為華夏,所以他們的傳說裡可能認下了莊蹻這位來自楚地的祖先。不能拿後來的結果,去倒推當時的人必然會選擇成為“華夏”。秦漢王朝以降的廣袤疆域與統一認同,是一步一步極其複雜又極其曲折的歷史過程造就的。擱置一種中心主義的視角,反而可能將這些看得更加通透。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