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美元首會晤的真正看點,在於三方關係的重新定位

✪ 馮紹雷 華東師範大學國際關係與地區發展研究院

【導讀】今日,中俄美元首在深圳會晤。據新華社報道,這是中俄美三國元首歷史上首次面對面會晤,將”圍繞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大國關係戰略穩定深入交換意見”,具有開創性意義。三國都是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歷史上曾並肩贏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此次會晤,使中俄美關係走向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本文將2016年以來三方的互動劃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16年美國大選到2017年底,美俄關係尋求再次“重啟”,中俄、中美關係仍在穩定推進;第二階段從2017年底到2020年初,美國將中俄同時定位為最主要競爭對手,啟動對華貿易摩擦;第三階段2020年初疫情暴發,美國政府全方位打壓中國,美俄“重啟”落空、仍處於歷史低水平,中俄關系則在考驗中穩步推進、顯現定力;第四階段,2021年拜登執政後,在維持對中俄極限施壓的同時,試圖分化中俄,而中俄冷靜應對,堅定穩步推進合作。

作者認為,當今世界仍處在“多極、多元、多樣化”的階段,三方關係既不同於冷戰時期的三角對抗,也不至於逆轉“基辛格三角”。冷戰賴以成立的三大要素已不復存在;普京基於切身經驗形成的中俄認知,不是挑撥離間所能輕易動搖;中俄戰略伙伴關係並非紙面設計,而是在一次次共同經歷的危機中成長的。三方關係亦因缺乏專屬的工作框架、又疊加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的長期博弈,而兼具不確定性與可塑性。作者提醒,三方基本戰略利益的差異與分歧,決定了協調與共處只能是一個長期的艱苦過程。中、美、俄關係的走向,最終取決於三方能否在高度動態中求得力量的均衡。

本文原載於《清華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篇幅所限,本文為節選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中、美、俄三邊關係的演進現狀與前景

自2016年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後,有關中、美、俄三方關係將發生戲劇性變動的預言,不僅聳動視聽,而且也的確在三方關係實際進程中,得到一些呼應。多年來一直存在著一種所謂“基辛格三角”的說法。也即,對美國而言,寄希望於美國分別與中國、俄羅斯的雙邊關係,都要好於中俄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不是相反。基辛格本人未必承認或同意這一說法。至少,與基辛格本人多年所表達的理念相比較,以上說法至少是有差別的。但不可否認,的確有人按這樣一種思路在運作中、美、俄三方關係。特朗普的出現,似乎給這些人帶來了一個極大機會。

圍繞著上述問題,中、美、俄三邊關係是否已經出現了這樣的戲劇性變化?當代條件下,聯手一方而打壓另一方的傳統地緣政治套路能否如願以償?究竟應該如何來經營中、美、俄三邊關係?換言之,從特朗普上臺以來的大國關係,特別是中、美、俄三邊關係的戲劇性變化中,人們可以得到怎樣的啟示和借鑑?

▍不確定性挑戰下的中、美、俄互動

大體上,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來觀察近五年來的中、美、俄三方之間的複雜互動。第一階段,從2016年美國大選開始到2017年底,這是美俄關係開始尋求再次“重啟”,同時,中俄、中美關係仍在穩定推進的階段。第二階段,從2017年底到2020年初,美國將中、俄同時定位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美國啟動對華貿易摩擦,俄羅斯深陷“通俄門”。這是一個美國對俄、對華關係兩個方面都嚴重惡化,美俄關係的緩轉受美國國內局勢深重牽制,而中國開始受到全面壓制的時期。第三階段,2020年初疫情暴發,特朗普政權側重於全方位地嚴厲打壓中國;同時,特朗普所期待的美俄關係再次“重啟”未成現實,仍處於歷史低水平;而中俄關系在經受考驗中穩步推進,在調整中顯現強勁的定力。第四階段,2021年初拜登執政後,依然維持對中俄極限施壓,但不同程度上企圖平緩惡化中的中俄關系,尤其企圖對之分化離間,而中俄則冷靜應對,堅定穩步推進合作。這是對五年左右時段內中、美、俄三方互動軌跡的一個大體概述。

(一)第一階段:戲劇性的開端

先從美俄關係這個側面,來觀察三邊的互動。2016年美國大選中,作為共和黨候選人的特朗普,在對歐亞傳統盟友施加壓力、要求更多承擔防務責任的同時,對於美國傳統對手俄羅斯則表現出了好感。早在競選過程中,特朗普親口聲明,克里米亞本來就該是俄羅斯的領土。特朗普對普京的治國能力幾乎毫不掩飾地一再表露出由衷的讚賞。

特朗普當選後,美俄關係的改善並沒有出現。相反,2017年年初總統就職典禮後,先是特朗普親自任命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顧問弗林在巨大政治爭議下被迫辭職,特朗普班子成員競選期間與俄羅斯的私下交往成為敏感政治問題。不僅2016年大選期間美俄間互相示好的合作氛圍消失,而且,特朗普和普京兩人就導彈襲擊問題,直接發表針對對方的尖銳批評。美俄關係再次重回到冷戰終結以來的“歷史低點”。

再看三方互動的另一側面——中美關係。從三方關係的結構形態上來看,似乎特朗普要逆轉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美合作的態勢,至少在客觀上,要使美俄關係的接近對中國形成壓力。猶如多年來一直持“超現實主義”立場的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多年來的公開聲明:實現美俄聯手,遏制中國的崛起。然而,當時一個鮮明反差在於,與美俄關係走向惡化的情況正相反,特朗普總統就職之後,經過雙方努力,中美關係卻一度趨於逐漸改善。無論雙邊經貿問題,還是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特朗普本人和其執政團隊在施壓的同時,也逐漸地釋放出改善對華關係的信號。中美關係所出現的一個熱點,是2017年4月初的元首峰會。

2017年4月6—7日,中國領導人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會見的前後,中、美、俄之間的三邊互動成了全世界輿論關注的焦點。4月7日,在海湖莊園中美元首首次會見之際,一個出人意料的細節是,特朗普突然臨時地告知中國關於美國剛剛對敘利亞進行空中打擊的消息。本來,中國領導人遠道前往進行的這次非同尋常的會晤,是通過領導人之間的個人交往深化溝通,為解決中美雙邊、地區和全球問題提供良好基礎,然而,特朗普總統的這一舉動,顯然又為這次舉世關注的會見帶來耐人尋味的戲劇性影響。

中國領導人沉著應對變局,在敘利亞戰場發生撲朔迷離“化武案”背景下,中國堅決反對使用化學武器,支持聯合國對此進行獨立、全面調查,主張以確鑿證據,尋求經得起檢驗的結論的穩健主張,受各方首肯。中國對安理會敘利亞提案所投下的棄權票,緩和了劍拔弩張的國際氣氛。中國與俄羅斯保持密切協調和溝通,為維護敘利亞主權領土統一,推動敘利亞問題的和平、穩妥和公正解決,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空間。

包括在令人關切的朝鮮半島問題上,2017年2月,中俄公佈了關於朝核問題“三階段”政策主張,雙方堅持推動美朝間和相關六方間的兩種談判進程,堅持朝鮮停止核試驗和美韓也同步停止軍事演習,堅持和平解決半島事務。在半島形勢一觸即發的敏感背景下,中方協同各方,為以理性、穩妥方式解決朝鮮半島衝突留下空間。總之,無論是試探,還是離間施壓,並沒有改變中俄關系的既定方向。

與此同時,美俄雙方努力尋求改善關係的契機,又受到美國國內建制派陣營的全力阻止。2017年7月在舉世關注的德國漢堡G20峰會上,特朗普和普京以非常規方式、引人注目地舉行了閉門會晤。這一非同尋常的會見,成為美國國內進一步推動對特朗普不信任案的重要由頭。

總之,這是一個美俄艱難地尋求“重啟”,而中俄、中美關係在動盪起伏中依然處在按既定軌跡向前推進的階段。

(二)第二階段:美國對中、俄的同時出手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表上臺以來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和俄羅斯定位成為美國的對手國家(rival powers)。2018年初總統國情諮文同時將中俄定位為“挑戰我們的利益、我們的經濟和我們的價值觀”的“對手”。如此氣氛下開始的2018年,是中、美、俄三方關係演變進程中第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這是普京第四任總統任期的第一年,也是黨的十九大召開後的謀篇佈局的第一年,同時,這還是美國官方把中俄確定作為主要競爭對手,並把中國的定位置於俄羅斯之前的第一年。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俄戰略伙伴關係建立,而中美關係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大體上一直以“非敵非友”的定位發展以來,這還是中國第一次面臨比較具有實質性含義的重大戰略壓力。

從美俄關係看,其一,圍繞對俄製裁和“烏克蘭門”對特朗普本人的彈劾案,美國國內政治鬥爭白熱化。其二,特朗普努力改善對俄關係,不放棄以俄製華。這內外兩個進程緊密交織,盡顯美國國內政治與對外關係之間的撲朔迷離。

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宣佈,將對從中國進口的6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一直到2020年1月16日“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的簽訂,標誌著中美兩國經歷近兩年十多個回合激盪起伏的爭議與談判,終於使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中美雙邊貿易爭端,有了一個階段性結果。“協議”的簽訂不過是一個階段性和解。中美經濟關係從此開始一個前所未有的艱難博弈過程。

(三)第三階段:中美關係滑坡與美俄關係的難以重啟

2020年初疫情暴發一直到2020年11月3日美國大選投票日的到來。這一階段的中、美、俄三方關係既是前兩個階段的自然延續,但是又表現出自己的特徵。

其一,在2020年3月以後,中美關係的急速下滑,俄美關係有所調整但仍難以全面重啟,乃是這一階段的基本面。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而施政不力的特朗普政府,在經濟下滑、國內形勢動盪及大選形勢不利的局面下,急於甩鍋,嫁禍於人,把中國作為轉嫁矛盾的主要打擊對象,雙邊關係面臨著全面倒退的嚴重威脅。

其二,就美俄關係而言,以特朗普與普京兩位國家元首在疫情期間的多次電話溝通為標誌,美俄關係的轉機仍存。特朗普一再邀請普京回到G7峰會,並建議開展疫苗合作,這對緩和兩國劍拔弩張氣氛有所作用。然而,兩國無論在烏克蘭等一系列地區衝突,還是北約東擴、反導系統對峙、新型武器競賽等重大戰略問題上,均一無進展,處於拉鋸之中。俄羅斯學者科爾圖諾夫認為:美國大選結果對俄羅斯沒有多大意義,只有獲得國內廣泛穩定支持的“強總統”,而不是像特朗普和拜登這樣的“弱總統”,才能帶來希望。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精英階層的反俄情緒依然十分穩定。

▍影響當今中、美、俄三方關係的兩個基本問題

“中美俄三方關係”這個提法,實際上在學界一直存有爭議。首先,當下的中、美、俄三方關係,是不是就是冷戰時期的中、美、蘇三角對抗?

我認為,雖然地緣政治博弈的邏輯還在延續,但無論主觀意願,還是客觀的環境結構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其次,中、美、俄三方關係能否算是一種典型的“三角關係”“三邊關係”?比如,中、美、俄之間有“三邊官方論壇”嗎?有三方互動鏈接的經貿關係嗎?有互相制約的專有國際協定嗎?都沒有。但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中、美、俄之間微妙又引人關注的相互作用——無論這種互動是多麼若即若離、時深時淺、有厭有喜——都對國際大局產生深刻影響。事實上,“三邊關係”或“三方關係”,乃是國際史上一個相當基本的範疇。無論任何雙邊還是多邊關係的背後,都還有著作為“第三者”的一國或數國的影子。更何況,如果同時將最為獨立決策、最具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的話,中、美、俄三家在當今國際格局中還依然是最為關鍵的角色。

那麼,“基辛格三角”會發生逆轉嗎?從特朗普參選開始就一直存在的所謂“基辛格三角”將重新逆轉,也即美國將“聯俄製華”的預言並沒有成為現實。這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首先,普京遠不是特朗普能隨意擺佈的棋子。中、俄、美關係的變化,首先與普京內政外交的轉型有著密切關係。而在俄羅斯所發生的這一深刻轉型,並不容許做出重新向美國一邊倒的選擇。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最初幾年,中俄不同程度上學習西方、與西方合作。但普京2000年執政後,在美國單邊退出反導條約、北約東擴、顏色革命以及俄羅斯與西方在格魯吉亞、烏克蘭、敘利亞等地的一系列衝突形勢下,俄羅斯奮起反抗,這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過程。在俄羅斯看來,放棄原有的意識形態,並沒能避免來自西方地緣政治的無情擠壓。正因此,普京在2017年瓦爾代論壇講演中曾這樣坦率地表白:“我們對西方最主要的錯誤是,我們太相信美國;而美國的錯誤是把這視為弱點並濫用信任。”從2021年6月拜登歐洲之行的結果來看,重新調整與歐洲盟友關係,平緩與俄羅斯緊張關係都只取得了非常有限的進展。尤其是美俄之間,拜登剛剛返回華盛頓,美國朝野對俄譴責和攻擊之聲重新呼擁而起。這說明,冷戰老對手之間擺脫恩怨,遠比人們所想象的要來得不易。

其次,普京基於親身體驗,形成了對中俄關系的深刻認知。筆者有幸多年參與普京總統親自發起組織的瓦爾代論壇,每年聆聽到他本人對中俄關系的看法。記得2006年筆者第一次在瓦爾代論壇見到普京時,詢問他對於上海合作組織前景的看法,普京卻故意稍稍離開這個話題,大談他對於中國發展的看法。他說:“我要向大家透露一個秘密。20世紀90年代在我擔任聖彼得堡市副市長時,我分管對外經貿。當時我每兩年一次訪問姐妹城市——上海。每隔兩年,我乘坐飛機在上海降落時,總要為這個城市在兩年中所發生的驚人變化而感到震撼。當時的世界上,有哪個城市能有這樣高速的發展。”這大概是普京第一次公開透露他對中國發展的個人印象。然後,普京提到中俄已經徹底地解決相互間的領土邊界問題,他興奮地說:“我們能夠解決這樣的困難問題,還有什麼問題不能夠解決呢?”多年在瓦爾代論壇所獲的深刻印象是,普京曾多次當面回敬西方專家對中俄關系的不實之詞,他還無數次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成就給予高度的評價。以筆者十多年來的觀察和感受,普京對中俄關系所持有的認知和信念,不是任何挑撥離間所能輕易動搖的。

綜上所言,中、俄、美三方關係的現有格局,不光來自一個較長階段國際進程的自然積累,來自像普京這樣的政治家的深入體察與考量,而且,也來自像基辛格等前輩戰略家有關避免衝突、建立合作的告誡。當筆者在2016年瓦爾代論壇上向普京問道,什麼才是他所期待的中、美、俄三方關係時,普京答道:“中、俄、美三方關係應該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相互關係。”普京的闡述,應該是“基辛格三角”難以被逆轉的一個理性務實的回答。

編輯|MSD

來源: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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