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庸談創作《兩京十五日》:大運河才是真正的主角

《兩京十五日》劇照。出品方供圖

“所以我想,弄清楚一滴水的流向,我就會知道長江是往哪去的。”3年前,馬伯庸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出這句話時,《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剛播出。劇裡,一個算學天才發現該縣替周圍七縣承擔了此前百餘年的絲絹稅賦,由此開啟漫長的撥亂反正之路。

最近播出的《兩京十五日》,馬伯庸真把“一滴水”放進了另一條河——京杭大運河。

寫這部小說,就是奔著運河去的。在北京時,他住在通惠河邊,每天站在窗前看波光粼粼的水面,對這條河生出“類似家鄉一樣的情懷”。隨著閱讀和閱歷的增長,他漸漸知道了這條河背後的分量:中國大部分河流自西向東,大運河卻是南北走向,且完全靠人力鑿出來。

在他看來,中國之所以成為如今的中國,與這樣一條人工河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可這樣一條河,長久以來卻鮮少被真正看見。相較於濃縮、可視化的古蹟,大運河太長,兩岸的民生瑣碎而漫長。想讓“活生生的大運河”出現,只能靠一部小說,或者一部長劇。

於是馬伯庸從《明史》記載中,為這條河找到了一個舞臺:太子朱瞻基自南京奔喪回京繼位。讓戲劇張力陡增的,是《明史·朱高煦傳》裡的另一句“高煦謀伏兵邀於路,倉卒不果”,叔父想在半路設伏阻攔朱瞻基。

船在河上被炸開的那一刻,朱瞻基只剩下15天時間。在馬伯庸小說裡,一個還在玩蛐蛐的年輕人,要在從南到北的“坎坷路途”裡,長出帝王的模樣。

不過,在馬伯庸眼裡,《兩京十五日》真正的主角,是大運河。

馬伯庸。受訪者供圖

為什麼總是在趕時間

時間,是馬伯庸寫作的一個執念。

馬伯庸的小說裡,總有人在趕時間:《長安十二時辰》裡張小敬只有1天,《長安的荔枝》裡李善德11天完成運送新鮮荔枝的任務,《兩京十五日》中朱瞻基的倒計時是15天。

這份對時間的焦慮,源自馬伯庸的少年時期。

因為父母的工作特點,馬伯庸輾轉過十幾所學校,經常在趕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交通不發達,換乘要算得精準。“經常是這輛車到站以後,只有5分鐘的時間,衝下月臺、爬上樓梯,再跑到另一個月臺趕那邊的車;往往那邊的車一上去,背後的門咣噹一關,立刻就走了。”中間耽誤一次,很可能就是三四天。

這個習慣留到了今天:趕飛機時,馬伯庸習慣提前兩個小時到機場,直到坐到登機口前,他的心才踏實。

“這種時間恐慌也會滲透到我的作品裡去。”馬伯庸回頭看自己作品才發現,《長安十二時辰》《兩京十五日》《長安的荔枝》,都是“在時間壓力下不停推進的故事”。寫小說時他也會焦慮:“這件事情停不下來,一旦停下來,我就會覺得這事要完蛋。”

給大運河找到《兩京十五日》故事,源於一次和朋友的素材“發掘”和交換。一位女編劇朋友講到《明史》裡朱瞻基做太子時從南京到北京的那場奔跑,馬伯庸手裡也有一個故事,偏言情,“我也寫不了”,兩人索性把素材互換了一下。大運河題材動作戲多,還有時間極限,“這是我擅長的領域”。研究之後他發現,這樁史實竟然還和他家窗外的通惠河、和漕運有關係。

所以,緣分到了。

馬伯庸管這樣的朋友圈叫“八卦共同體”,一群編劇、作家和歷史學者彼此交換挖到的冷門線索,誰也不藏私。“中國歷史是一個非常好的公共素材大寶庫,五千年裡有無數的人和事,我們隨便在裡面擷取一點浪花,就可以寫一輩子。”馬伯庸說。

大運河才是主角

馬伯庸說,《明史》裡那句話已經把戲劇性給足了:“一個太子星夜趕回首都繼位,他的叔叔要篡位,在中途派人來攔截他——這本身已經把戲劇性提供得非常足了,我要做的只是把它擴寫而已。”

朱瞻基從南京回北京,15天怎麼走?正是這個看似技術性的問題,把京杭大運河推到了舞臺中央。馬伯庸的回答是:只能走運河。“你要是騎著馬或者人跑,幾乎是不可能的。就算馬可以換,人換不了,就算你有足夠多的馬,人也扛不住。”要保持穩定速度,最快、最好的方式是坐船,而這時候恰好有京杭大運河。“這就是一個天造地設的緣分,舞臺已經都搭好了。”

於是,大運河承載了《兩京十五日》的故事骨架。朱瞻基、吳定緣、蘇荊溪、于謙先後上船,4個人的悲歡,都發生在它的水波之上。

有河的地方必然有人,有人的地方必然有財。京杭大運河在他眼裡尤其特別:一條完全靠人力鑿出來的南北水道。“這條細小的河流,實際上把中國南北更緊密地聯繫到一起。”

馬伯庸沿著運河走訪過一圈,並非全程,只是一些點。有一個他屢屢提及的地方,是山東濟寧的南旺分水樞紐——那是整條運河的最高點,明代人用“引汶濟水”巧妙解決“水上不去”的問題。他甚至說,自己寫《兩京十五日》簡直是為這座水閘“專門包了一頓餃子”。

他在大運河調研現場,常做一個思維訓練:想象自己穿越回去修運河,這才發現很多問題解決不了。“我作為一個文科生,想象大運河,那不就是挖條溝嗎?”到現場才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每次想到這裡,馬伯庸就特別感慨中國古代人民的智慧。

寫故事時,查資料和寫小說,對馬伯庸來說幾乎是一回事。他偶爾甚至會想,自己究竟為了寫一部小說去查資料,還是給自己一個查資料的理由才去寫小說?兩者之間的樂趣是等同的。

3年前馬伯庸說過,寫作最好玩的地方,是人物“按不住”,筆下角色按照人設自己往下發展。

而構建《兩京十五日》“主角團”人物,4個人按社會階層搭起來:太子朱瞻基、市井小捕快吳定緣、女醫生蘇荊溪、士大夫于謙。提到女性角色,馬伯庸解釋,明代大家閨秀不能隨意行走,要出門,就必須賦予她一個身份,那麼醫生是很適配的。4個階層的人看同一條河,看到的東西各不相同。

4個人出場,就暗藏了成長的伏筆:朱瞻基一出場在玩蛐蛐;吳定緣頹廢,對自己的身份充滿困惑;蘇荊溪身負家仇國恨;于謙還是個“生冷不忌”的愣頭青……走完大運河這一趟,所有人都會對人生觀、世界觀做一次更新。

每一滴水的去向

沿著這條河往深處走,馬伯庸想在歷史“顯微鏡”下看見的,是怎樣在“人民史觀”下寫歷史小說。

從“英雄史觀”轉向“人民史觀”,是近年來馬伯庸創作的一次轉向。

“大人物恰好站在歷史潮流的潮頭,但他們不是潮流本身。”在馬伯庸看來,潮流本身的動力,來自千千萬萬普通人的願景,以及他們所懼怕、所痛恨的事情形成的合力。“我一直想把這些英雄人物腳下的潮水的力量研究明白。那麼這種研究,我覺得就一定要深入去看一看:流水的走向是怎樣的?每一滴水它到底往哪兒走?”

一個讀者曾提出:“你寫的這些故事已經都發生過了,你寫的這些人物也已經死了幾百年了,為什麼我們作為現代人要去看這些已經結束的事情、要去看這些已經死掉的人?”

馬伯庸覺得這個問題問得特別好,已經“深入到方法論的層面”。

他在童年時愛看《三國演義》,因為“有一個叱吒疆場的夢想”;年長後他讀徐興業的《金甌缺》,講靖康之恥,讀得“蠻痛心”。後來才知道,徐興業動筆正值抗戰,他想寫的並不只是靖康之恥,而是腐朽的政府不願組織抵抗。

馬伯庸認為,寫歷史故事,要將文化和“當下性”打通。

但他指出,這種“當下性”不是把現在的觀點強加到古代題材上,而是找出古今之間的共鳴點,把線上和線下、內容和現實之間的通道打通,將古今文化和人性打通。“讓大家放下書本、放下手機後,能在現實中看到更真切的、能夠走出屏幕的東西,這樣對文化的感觸會非常深。實現這種當下性,是我們這些創作者需要做的。”

馬伯庸覺得,古今之間的人的情緒是可以找到共鳴的。社會制度一直在變革,科學技術一直在發展,但有一樣東西從沒變過,就是人性,比如對子女的呵護、對父母的眷戀、對朋友的忠誠、對伴侶的愛情。

談到此次《兩京十五日》的影視化改編,馬伯庸說,最大的心願,是在屏幕上看到“活生生的大運河”。

他感慨,長城、故宮是濃縮的、可視化的,看一眼就能看全,拍成明信片;大運河卻不行——“你靠這些簡單的東西沒有辦法展現它的全景,照相或者繪畫都沒有辦法展現。”大運河需要一部小說,或者一部長劇,才能把漕運過壩、運水、兩岸民生等情況,一點點攤開給人看,“之前還沒有人體現過”。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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