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1928年5月24日—2016年11月20日)
對作家來說,能被認為比肩契訶夫似乎是比任何獎項都更有說服力的讚譽。在當代,收穫過這一讚譽的有加拿大作家愛麗絲·門羅,她在2024年離世,還有一位是愛爾蘭作家威廉·特雷弗,他逝世於2016年,到今天正好十年。
兩位作家都以短篇小說知名,門羅幾乎只寫短篇,特雷弗除了短篇,也寫長篇,他一生創作了15部長篇,近150篇短篇,稱得上著作等身。他並非生來就把寫作當成人生目標,在從事寫作之前,他當過歷史和美術老師、為教堂創作木雕和石雕的全職雕塑家和倫敦諾特利廣告公司的文案撰稿人。1965年,當決定辭去這份廣告工作,全職從事寫作時,他三十七歲,與妻子簡·瑞安的婚姻穩定,育有兩個孩子。這一年,他的第二部長篇《老男孩》大獲成功,獲得了霍索登文學獎,特雷弗一家搬離倫敦,定居在英格蘭德文郡克雷迪頓附近的一處偏遠農舍,此後的半個多世紀,他在這間農舍創作了他職業生涯中的絕大部分作品。
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特雷弗的短篇成就和知名度都要高於長篇,要用幾句話描述他筆下的短篇世界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這個世界總歸圍繞著愛爾蘭,圍繞著這個國家從1920年代在傳統農業和宗教神權主導下,向著21世紀初期邁向世俗化、現代化的轉變,特雷弗將焦點對準了這種轉變下,沒落的莊園主,宗教興盛與衰落下的牧師、修女,被生計和土地圍困的鄉村教徒,城鎮生活中的情慾男女……這是一幅涵蓋愛爾蘭不同時期各個社會階層的畫卷,它並不宏大,作家沒有野心為它賦予類似編年史的特質,不追求全景式的鉅細靡遺,現身其間的故事和人物總是遮掩在陰鬱、晦暗的弧光裡,無法完全被看清,又隨著時間和記憶的疊層緩緩後退,如同畫布正佈滿灰塵——這是特雷弗短篇小說的關鍵,一種永遠停留在彼時彼刻的印象。

收錄在短篇集《生活的囚徒》裡的《愛上阿利亞德涅》或許能很好地體現這點,“在斑駁錯落的碎片中漸漸浮現出一幅幅拼圖。巴尼最初的記憶是一隻倒扣的黃油盒,尤其是它上大下小的形狀”——小說的開頭,巴尼從記憶裡搜尋過往,他三歲喪母,跟身為醫生的父親和傭人們住在鄉間別墅,在二戰期間成長,戰爭結束後前往都柏林學醫,在那裡,他認識了房東勒內汗太太的女兒阿利亞德涅。
巴尼漸漸愛上了這個跟自己年紀相仿的女孩,他謹慎地思量著怎樣表達自己的愛意,最後決定邀請阿利亞德涅一塊散步。在散步中,兩人交換了各自殘缺的童年生活,特雷弗對這場散步的描寫幾乎全由對話構成,雖然剋制,但足以讓人將它遐想成一段感情的起點。然而,小說家並不以滿足讀者的期望為故事向下走的動力,或者說,他早已為期望的落空做足了準備。散步過後,當巴尼再次回到出租屋,得知阿利亞德涅去了修道院,並且不再回來。關於阿利亞德涅的出走,她的奶奶芬內蒂太太隱晦地提及了女孩殘缺童年裡消失的父親,在經歷了“電車上的‘兒童事故’”後,這位父親因畏懼自殺。
故事到此接近尾聲,阿利亞德涅的內心世界完全交由巴尼和讀者揣度。在她幼年時,因道德風波死去的父親留下了羞辱和恐懼,帶來了外人窺探和冷漠的眼神,這些足以摧毀一個孩子融入世界的渴望,以至於阿利亞德涅在成人後情願將自己困在這棟房子裡。這就是為什麼巴尼租住進來後,發覺阿利亞德涅不像同齡人那樣外出工作或求學,而是永遠呆在家裡做家務的緣由。在巴尼眼中,阿利亞德涅有著“古典美人氣息”和“聖徒的表情”,舉手投足都表現得剋制得體,吸引巴尼的這份特質正是一直以來束縛阿利亞德涅的,即便巴尼表達的愛意已經非常剋制和禮貌,但對於一個長久揹負創傷的靈魂而言,它的出現意味著脅迫,它可能帶來的混亂和失衡遠超出這個靈魂所能承受的。阿利亞德涅選擇了修道院,用高牆和誓言將自己困得更緊、更深。曾在詹姆斯·喬伊斯的《死者》裡落下的那場雪,以類似幻滅感的方式再次落在了都柏林的街頭,巴尼站在雪夜的修道院外徘徊,“他環視灰色外牆時,沒有窗簾的晃動,欄杆外也沒有腳步聲響起。這座醜陋建築的深處藏著他曾目睹過的超凡的美好”。
丹麥畫家威爾漢姆·哈默修伊畫作
丹麥畫家威爾漢姆·哈默修伊畫作
在特雷弗的這個短篇裡,阿利亞德涅這個人物回答了什麼是“生活的囚徒”,並非我們在此時此刻落入一個現實強加的困境,而是我們沉湎在一種過去帶來的心緒或狀態裡,我們親手造好了囚籠,困住自己。再回顧小說裡,阿利亞德涅幾次出場時,留下來的只有腳步聲和說話聲,“有時她會在暮色籠罩的門廳裡低聲說。說話時她剛從一扇門裡走出,話音未落已消失在另一扇門後”,她從未以完整的樣貌被巴尼憶起,她的形象接近19世紀丹麥畫家威爾漢姆·哈默修伊畫布上的女人,在色澤灰暗且冷峻的房間裡,畫中的女人獨自一人,謹慎地留下背面或側著的身影——永遠不願被看清。與其說,巴尼憶起的是一個具體且真實的人,不如說是一道被定格的殘影,一種難以釋懷的感受,它的結局與那個倒扣的黃油盒一樣,會在多年後成為巴尼“記憶的碎片”。
1989年,特雷弗在接受《巴黎評論》的採訪時提到,他將短篇小說視為一幅印象派繪畫,“它的力量在於,它略去的東西,要不是很多的話,正好和它放進去的等量”。《愛上阿利亞德涅》中,巴尼視角中模糊的戀人和她身上沒有完全說透的故事,踐行了這種創作觀。但這並不意味著特雷弗沒有抓住細節的能力。有時候,他將這種能力放在了看似不緊要的地方,比如收錄在短篇集《雨後》中的《寡婦們》,在初次介紹裝修工利裡時,特雷弗寫他,“稀疏的灰髮從他窄窄的額上直刷刷地梳向腦後。他兩隻手的食指、拇指、中指,還有上嘴唇和牙齒都被香菸燻黃了,那煙是他用一個小裝置自己做出來的”。他可以寫出手指、嘴唇和牙齒的細節,卻在描述利裡的樣貌時,用一句“一種一下子叫不出名來的樹籬動物”帶過了,他提到了動物,又拒絕說清楚到底是什麼動物。小說講述了馬修死後,曾為他幹活的利裡上門,向馬修的遺孀凱瑟琳討要一筆欠款,而凱瑟琳認定,向來做事細緻的丈夫已經付過這筆錢。特雷弗模糊利裡臉龐的細節,對應著他在這個人物身上留下的道德疑點:他是不是趁著馬修死後沒人對質,動了訛人的心思?利裡身上的疑點又延伸到了馬修這裡,這個在妻子和鄰居眼中有著好口碑的丈夫,是不是有未被知曉的秘密?馬修死了,這些疑點和秘密都沒有機會說清,用“略去的東西”,特雷弗為故事留下了綿長的餘味。
如果說,《寡婦們》通過一個普通家庭的道德疑雲來呈現特雷弗“省略的藝術”,那麼當小說家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愛爾蘭土地時,這種“省略的藝術”便從私人的秘密轉變為一種未被暈染開的歷史記憶。收錄在短篇集《出軌》中的《舞蹈教師的音樂》裡,14歲的農家女孩布里吉德是這座愛爾蘭鄉間大莊園的洗碗女傭,她在這裡的生活被莊園內一道廚房盡頭的綠色大門隔開,門外是她未曾見過的艾弗拉德一家,門內是跟自己一起工作的廚娘和僕役,在這道門內,他們正分享著關於莊園內新來的舞蹈教師的風聞——他來自意大利,專程為莊園的小姐們教授交際舞。
小說裡,特雷弗抹去了具體的年份,藉由沒有通電、僅靠油燈和壁爐照明的大宅,延續維多利亞鄉紳傳統、從意大利聘請巡迴教師上門教授交際舞的主人家族,這些器物與風尚將故事定格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此時的愛爾蘭鄉村正被信奉盎格魯-愛爾蘭新教的地主階層統治。
始建於1792年的愛爾蘭摩爾莊園,在愛爾蘭獨立戰爭後成為廢墟。
故事的轉折發生在一個禮拜四的夜晚,應主人的要求,舞蹈教師在客廳裡為全體傭人舉辦了一場小型演奏會。這是布里吉德第一次跨過綠門,走進那間華麗的客廳,她聽到了讓她此後懷念一生的舞曲。演奏會結束的那一刻,終止的音符似乎預示著舊時代的落幕,在20世紀初爆發的愛爾蘭獨立戰爭後,統治愛爾蘭鄉村的地主階層走向沒落,這種變遷在特雷弗筆下依舊沒有留痕,他略去了獨立戰爭、土地改革與經濟動盪等所有宏大的歷史編年,沒有交代莊園破敗的具體成因,沒有寫他們如何變賣家產、如何在失落中告別特權,甚至,他也略去了布里吉德在那扇綠門後,從少女走向暮年期間漫長而瑣碎的幾十年人生。
在處理時間上,出色的短篇小說家總能表現得遊刃有餘,門羅如此,特雷弗也不例外。隨著“又過了一些年月,主人家的光景日漸衰落”,呈現在讀者眼前的已經是一幅跟華麗且繁忙的莊園生活不同的景象,“樹被砍掉賣作了木材。石板瓦被從屋頂上吹落下來也沒人管,落在哪裡就留在哪裡”。在這片被大面積留白的時空廢墟上,莊園衰敗的畫面,與老去的布里吉德憑直覺確信依然留存著的那段鋼琴旋律,成為小說家留下的兩個遙遙相對的印記。這是特雷弗“省略的藝術”,將半個世紀的階層傾覆與時代變遷,壓縮進一個見證者的聽覺和視覺殘影裡。當莊園的建築與那扇綠門代表的等級制度都煙消雲散,當昔日的主人與僕人都已作古,唯獨那個14歲的洗碗女傭在油燈陰影裡聽見的樂聲依然像幽靈般固執地徘徊在這片土地上。歷史記憶在特雷弗筆下,最後留痕的只是“一縷不死的幽魂”。
作為一名成長於天主教主導社會中的新教徒,又在成年後長期隱居英格蘭鄉村、遙望愛爾蘭故土,特雷弗一生都自覺地站在歷史的邊緣與生活的門廊之外,正如他在採訪中提到的,“我們是局外人;我們在社會中沒有位置,因為社會是我們觀察、論述的對象。其他人在世界上闖蕩”。在特雷弗的短篇小說中,他從未試著為筆下的人物或故事找到出路,也從未居高臨下地審視他們的命運,“當代契訶夫”的意義或許就在這裡——因為足夠冷靜,所以能在最該落筆的地方選擇省略;因為懂得包容溫柔,所以願意妥帖地安放普通人的創傷、秘密與遺忘。世界的喧囂被按下靜音鍵,在特雷弗構建的這座印象派畫廊裡,只有時間流逝後殘餘的微弱弧光,以及一位旁觀者注視的雙眼。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