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世荣（1926-2015）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曾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他与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被学界称作“吴齐本”，发行已逾200万册，构建了世界从低级到高级、从分散走向整体并行的历史叙事，影响了一代代学子。
2026年10月29日是齐世荣先生的百年诞辰。这一天，“齐世荣先生与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齐世荣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世界史学者，教育部、中国历史学会、北京市历史学会的代表，齐先生的家人和学生，坐满了会场。
开幕式上播放了一段生平短片，银幕上那位从连云港走出的青年，1945年考入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历史系，两年后转入清华园，受教于陈寅恪、雷海宗、周一良诸先生；1949年毕业后先在育英中学教了五年书，1954年调入新成立的北京师范学院，此后六十余年便再也没有离开。1992年北京师范学院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先生于1989年至1993年间担任校长，为学校事业承前启后、蓄势跃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齐世荣（1926-2015）
1946年，燕京大学二年级留影
1962年8月13日，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同事们交谈。左二为齐世荣先生。
“齐世荣先生与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齐世荣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合影
一、史学家、教育家、学科奠基人
开幕式上，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曹文军从治学、育人、办学三个侧面概括齐先生的一生：“吴齐本”《世界史》与先生独自主编的四卷本《世界史》，深刻影响了一代代学人；培养出武寅、徐蓝、叶小兵等一批优秀学者和众多中小学历史教学名师；1989至1993年出任校长，为学校承前启后奠基。她对继承先生遗产提出三点希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高质量推进世界史学科建设、培养造就史学后备力量。
中国历史学会秘书长金以林讲述了与齐先生交往的点滴，以及先生坦率、真诚的品格，“不惟上、只惟实”的人格魅力。他谈到父亲金冲及对齐先生也十分尊敬和钦佩，尊称为“齐大哥”，并回忆说，齐先生面对中央领导同志与部委领导时仍能做到“刚正耿直、心口如一”。金以林还追述了齐先生对中国世界史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奠基之功。他提到，齐先生的外语水平令人叹服，曾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以英文辩论、翻译俄文著作《蒙古近代史纲》等，还委托他代为借阅日文原版的二战史著作。齐先生重视史料的收集，在他的倡导下，首师大历史学院收集的外文史料数量居全国之冠，仅外交史专题数据库已数字化两千万页。
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黄兴涛在致辞中强调，齐先生的贡献“绝不止于世界史”：他既是新中国世界现代史学科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又是关心整个中国史学发展的世界史家——有中国情怀、中国立场和中国关切，自觉向世界阐明中国的历史地位。他着重评述了1992年出版的“吴齐本”《世界史》构建了“从分散到整体”的全新体系，把时间性与联系性相结合来展开叙事，从一开始就在做摆脱欧洲和西方中心的战略努力。书中关于中国内容约占百分之十五，对20世纪世界连为一体的强调值得深思。黄兴涛还提醒与会者：齐先生晚年高度重视中学历史教材编写，这在整个中国史学界都是极难得的战略眼光。在今天初中历史基础教育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先生当年的工作更显珍贵。
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梁占军以先生学生的身份致辞。他提到，“将相无种，事在人为”是齐先生在首都师范大学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对于学校创建初期“白手起家”精神的精辟总结，更是他个人长期治学、管理的经验总结，对于世界史学科来说尤为贴切。在他任系主任和校长期间，曾遇到无数困难，但由于心中怀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自信，不盲目迷信权威，也不畏惧困难，而是扎实努力推进工作。梁占军用“精于治学，敏于致用”概括齐先生的治学特色。他还回顾了齐先生与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的深厚渊源，1991年现代史与近代史两个研究会合并组建国家一级学会，先生是学会最早的创建者之一，并长期担任会长。梁占军特别提到，齐先生很早就以全球眼光倡导整体地研究世界，反对把国别史、地区史“一批又一批地堆积起来”，而要“出现森林，而不只是树木”；他更形象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的地球上”，对外国的了解程度“可以作为测验某个国家发达程度的一项指标”。在先生的支持下，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全球史研究中心，并获批教育部首批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
影响几代学子的“吴齐本”《世界史》（六卷本）
二、点滴回忆
纪念活动分别由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晏绍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吴英主持，三十余名学者围绕齐世荣先生的治学、为人、教学及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做了会议发言。
（一）学人交往
武汉大学原副校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胡德坤回忆，他担任副校长的行政职务后，曾就如何处理好做行政与做学问的关系多次请教齐先生。先生叮嘱他，工作必须要做好，但业务不能丢：“业务是双肩挑学者的立足之本，丢掉了业务在学界就会落后，在行政管理上就失去了特点，就成了‘职业革命家’。”他还记得齐先生重视研究团队：“个人再强，也只是研究一个局部问题，做大学问需要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胡德坤表示，齐先生的教诲使其受益一生。
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自称齐先生的“编外弟子”，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即由齐先生担任主席。他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告诫：不可轻视旧有的学术成果，“经过时间的淘洗，仍能被现在的人记住，就说明那些书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司马迁读不读？”钱乘旦说，先生对年轻人要求极严，做事坚持原则。在钱乘旦看来，先生当年编书虽未使用“体系”二字，实则已在构建中国自己的世界史体系。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院长、资深教授侯建新回忆，他主持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修订时，齐先生是背后的支撑与顾问，“没有他，就不会有新的课标”。他尤其感念先生晚年回归学者本色，先后三次将藏书分赠后学，每赠必亲笔题跋；其中一段他至今能背：“垂老学力，日渐衰颓……望与国内世界史学者同仁共创中国学派的经济社会史研究。”侯建新说，先生有学有识，更对自己要求极严，常教后辈“少行政、多学术”，主张“不惟上、不惟书”——这几个字，真正能做到的人不多。
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韩东育表示，齐先生最大的学术特点是“通”，中外兼通，其气象格局正基于此。“吴齐本”《世界史》也由此而来。他特别强调先生对抗战史的贡献：既讲正面战场，又强调敌后战场，二者综合，“中国人民的抗战”才在世界史上有了完整位置。谈到品格，韩东育引《中庸》“率性之谓道”：先生坚守率真，“跟高层领导交往，也敢把实话直说”；对所有人都尊重，却不对任何人崇拜；在行政职务和学术研究“双肩挑”的时候，分得清“一阵子”和“一辈子”，境界高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共乐展示了一封齐先生1997年的亲笔信原件：任务布置精确到字数、合同、时间，“没有一句废话”。他从信中学到：文字要干净，办事要干脆，对外要尊重。他还回忆，是齐先生推动学校花九万美金购入英国外交档案——“这是为了架构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大厦”。发言最后，杨共乐以范仲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表达自己的心情。
北京大学教授王立新指出，“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的任务尽管近年才正式提出，但齐先生等学者早已在这样做。他归纳先生三方面贡献：以六卷本《世界史》构建“从分散到整体”的中国叙事；以绥靖政策研究利用原始档案参与国际争论，“使中国学者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不再是知识的引进者和传播者”；从教材编纂到学科建设形成知识生产传播的完整链条。他提醒：西方知识体系用了近两百年，中国重建不过四十余年，“需要几代人的薪火相传，不能急功近利”。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陈恒从学术史纵论齐先生的贡献，指出齐先生这一代学者既承前辈积淀，又是最早破除西方中心论的一代，“要建立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对世界的解释和看法”。他同时提出忧思：当下评价体系过于功利，“忽略了人文学者的长久性、基础性”——如果没有很好的积淀，就写不出有影响力的通史著作，而齐先生正是通贯研究与写作的榜样。
西北大学副校长韩志斌梳理了整体史观与彭树智“文明交往论”的传承：中国世界史理论有三大来源——整体史观、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文明史观，其核心是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双重结构，突破了国别史简单叠加的旧模式。他记得初读“吴齐本”时的震动：“这个世界史，是真的世界史”，而过往读到的往往是各国历史的简单叠加。在他看来，自主的理论不是凭空起楼，而是在前人基础上对合理内核的升华与创造，“从跟随西方，到提出原创框架”，正是齐先生那一代人的标志。
1985年9月，参加德国斯图加特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代表团部分团员合影。右三位齐世荣先生。
（二）启迪后学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与齐世荣先生的缘分，始于1979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世界史，齐先生是他的指导老师。“是齐先生把我这个初中毕业生领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学术殿堂。”他从齐先生身上学到两条治学的根本道理：把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搞清楚，写给世人看、讲给世人听；基本方法，是尽可能搜集第一手史料，史料不够就等档案解密——这两条，成为他毕生践行的准则。
1980年代，沈志华被迫离开学界、下海经商。1985年初南下深圳前去向齐先生辞行，他自觉愧对先生，说：“弟子不肖，现在只能去南方求生路。但只要赚到钱，一定回来跟您继续做学问；如果赚不来，我就客死他乡、永不回头。”1990年代初他赚得“第一桶金”重返北京，齐先生丝毫没有嫌弃他，带着他一一拜访学界前辈，鼓励这位一度离去的学生重归学术。
此后十余年，沈志华以民间“个体户”身份治学，齐先生鼎力支持他两大事业——历时七年整理出版三十六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并开拓中国的冷战史研究。2005年，五十五岁的他入职华东师范大学，亦得先生全力支持。
“恩师的教导，我一直铭记于心，”沈志华说，“只要还能思考、还能写作，就必须在历史科学的高峰上不断攀登。”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仓理新自1985年考入齐先生门下读世界史硕士。 关于先生的严格，她有一句妙语：“要是当齐先生的学生没挨过两句骂，那就不是齐先生的学生。”先生的严格总是出于一种善意，亦是求学生涯中难忘的一抹色彩。她还提到，齐先生上课时反复强调外语的重要性，叮嘱学生“一定要练好口语”。“无论读了多少书，如果张不开嘴，一点用都没有。”仓理新表示这些教诲受益终身。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江湄表示，齐先生“不止是专家”，他学术事业的另一个贡献，是“培养出大学者”。在史料学上，她特别谈到先生主张大量阅读晚清时期的史料，包括笔记、回忆录、日记等，并举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为例：这类材料可以“补正史之缺”，写得生动、具体、复杂，足以知人论世。江湄说，齐先生本人博闻强识，连旧京的八大餐馆、四大商场这类生活细节都如数家珍。她还回忆，齐先生很会讲故事——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故事，他是有意识地在讲，而且记性极好；可惜这些大多没有写下来。江湄感慨，先生留下的《史料五讲》，正是把这种“如何读史料”的功夫系统化、传给了后人。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蔡萌的发言体现了齐先生对更年轻的一代学人之影响。她将自己受到的影响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知识层面的重构，“吴齐本”的体系对初入大学的学生有着强烈的冲击力与吸引力，尤其是“横向的联系”，让人第一次意识到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拼凑，而是一张彼此勾连的网。二是精神层面的引领与塑造，对齐先生的了解与敬仰，使后辈对学术始终怀抱敬畏之心。三是学术传承，她回忆自己初窥史学门径便是通过跟前辈师兄一起整理史料，在传承中体会到先生“敬畏学术，追求卓越”的态度与精神。
1996年70岁生日时与部分学生合影
（三）基础教育教材编写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叶小兵回忆齐先生对中学历史教育的贡献，着重提及了两套“里程碑式的教材”编写工作。
第一个里程碑是1977年编写的全国中学历史教材。彼时“文革”刚结束，中央抽调全国专家紧急编写一套历史教材，供1978年秋季开学使用。齐先生参与其中，前后鏖战数月。从教材史上看，这是“文革”结束后编写的第一部历史教材，“重建了我国中学历史教材的体系和内容”，起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后来的许多版本基本是在这套教材基础上修订的。叶小兵提到，先生大学刚毕业时在中学当过历史老师、政治老师，对中学教学非常了解，先后参加过四次教材编写。
第二个里程碑是担任统编教材总主编。这套统编教材于2007年启动，前后历时10年，至2017年才最终出版。当时有关部门请耄耋之年的齐先生“出山”任总主编，“有的人可能觉得，先生八十多岁了，当总主编只是挂个名吧？——不是的，从策划、队伍建设、人员遴选，到编写体例、样章、审稿，齐先生全程参与。”叶小兵回忆道，教材中“文革”一段历史的表述几易其稿，最后是由齐先生亲自撰写的。先生为此曾多次向中央领导汇报，后组织查阅权威党史著作、中央领导讲话改定，又送中央文献研究室请金冲及先生过目；金先生第二天还打来电话讨论其中一个词的用法——“两位老先生就这样为中学课本逐字推敲。”遗憾的是，齐先生2015年12月去世，最终没能见到这部教材的出版。
叶小兵还提到，在齐先生指导下，首师大1984年最早向教育部申报“中学历史教学法”硕士点、1985年招生，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方向设置点；如今全国同类硕士点已有七十余个。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许斌以亲身经历讲述了统编教材的幕后，他“自2007年到2015年齐先生去世，一直在先生领导下工作”。许斌回忆道，统编教材启动时，教育部成立专家指导委员会，开会推组长，“大家一致推举齐大哥”——一来齐先生年长，二来敢于担当，因为编教材确实太难，“费精力还落埋怨”。当教材反复修改、迟迟不能通过，齐先生心急如焚，曾当着领导的面撂下话来：“教材到现在搞不出来，你们已经熬死一个了，下一个弄不好就熬走我了！”2016年教材终于投入试点，翌年在全国推广使用。
许斌也回忆了齐先生这位“总主编”亲力亲为、操刀执笔的段落：初中教材按课程标准没有俄罗斯早期历史的内容，齐先生审读时认为“整个初中教材没有俄罗斯的早期历史，文明史就少了一大块”，便在彼得一世改革那一课前面亲笔加写了从基辅罗斯讲起的一段。他还说：“初中教材，要小孩喜欢，不要搞得那么深。小孩不喜欢你，后面还搞什么历史教育？”并留下一句许斌称为“名言”的话：“初中教材要像穿糖葫芦一样，穿插故事来写。”在影响上，许斌表示，这套教材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其中关于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等问题颇有独到的看法，可以说重塑了大家的知识结构。
（四）自主知识体系
在诸多发言中，齐世荣先生1991年发表于国际史学大会的论文《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反复提及。这篇论文有力论证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提升了中国史学在二战史领域的话语权，回击了西方叙事对中国抗战贡献的淡化。在学者们看来，这正是一位中国学者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早期典范：不拾人牙慧，而是以扎实的史料和独立的判断，在世界史的中心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而这条“自主”的线索，也贯穿了与会学者对先生学术贡献的多维阐释。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邹兆辰从理论源头梳理了齐先生的世界史认知体系。他指出，吴先生、齐先生1994年的六卷本《世界史·现代编》上卷前言中提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史就是现代史；反过来，现代史就是世界史”，到2006年齐先生自编四卷本《世界史》总前言，认识又有新的发展。这一体系坚持整体历史观，以纵向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横向发展（从彼此隔绝到连为一体的交融）两条主线统一叙事，既吸收借鉴了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到20世纪国外新世界史著作的成果，又继承了周谷城、吴于廑等老一辈中国学者的探索，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并且始终与高校历史教学、与教材建设紧密结合。邹兆辰说，结合今天关于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论述回看齐先生三十多年前的这些表述，对他的世界史认知体系的价值就有了新的理解，齐先生所做的一切，“正是今天世界史领域当中一位大先生为学术界所树立的杰出榜样”。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邢来顺从现实维度谈“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归纳为四点。基本指向上，中国的世界史自近代创立起就与民族命运相连，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其基本指向；现实需求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央，提供了迫切的现实需求；现实功能上，要回应现实关照、照应国家需求，如齐先生主编的“强国兴衰史”丛书、“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等；范式与话语上，要立足本土、坚持学术主体性，在国际学界形成独到见解。他特别提到，齐先生以及胡德坤、徐蓝等把“东方主战场”这一自主概念融入全球二战叙事，打破了以西方、欧洲为中心的叙事框架，并主张从单一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范式，转向吴于廑、齐先生倡导的“整体世界史”，引入全球史、文明交流史等新范式。
西南大学教授徐松岩则从古希腊史这一研究领域入手，谈及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如何落地。他指出，当下的世界古代史知识框架本身是西方学者搭建的，是在西方中心论的预设下形成的，许多偏见是隐性的，亟待澄清和纠正，这本身就是中国的世界古代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实际上早在1957年雷海宗就已撰文指出，希腊史研究最大的问题“就是把雅典等同于希腊”，沿用欧美学者的错觉和偏见，并且“青出于蓝”。“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史料‘陷阱’和自主观点缺失，归根结底还是研究水平低下。一些学者写的文章里面，没有自己的见解，基本上是引用某某学者这样说、那样说，来为自己作证。”他主张加强比较研究、充分研究史料，“齐先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多方面的，比方说史料学研究”——而学风，说到底还是“最充分扎实地研究史料，好好读书”。
此外，李明、孟庆龙、黄春高、任灵兰、张乃和、孙建党、付成双、耿志、杨松涛、郭响宏、王本涛、陶赋雯、曹鸿等学者也先后在下午各场发言，追忆与齐先生的交往，感念所受到的教诲。与会学者有一个共识：齐先生毕生所致力的，正是建立一套中国人自己理解世界、叙述世界的框架，这既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早期实践，也为后来者标定了继续攀登的起点。
三、传承与纪念
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刘作奎在视频发言中系统梳理了齐世荣先生的六大学术贡献：
一是通史体系的建构，建立中国的世界史体系。刘作奎表示，自己是受“吴齐本”《世界史》影响的第一批本科生，1990年代上大学初次接触这套六卷本的《世界史》时感到“耳目一新”。“这套书打破了过去世界史与国别史简单拼接、偏重西方中心的旧范式，贯彻从分散到整体的整体世界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从地区孤立逐步走向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内高校最主流的世界史本科教材，“吴齐本”发行量逾百万册，奠定了国内世界史学科的基础。后来，齐世荣先生又独立主编了四卷本《世界史》，进一步完善体系，兼顾学术深度与教学普及。
二是专题研究，尤其是对世界现代史、二战与国际关系史研究具有开创性，对绥靖政策的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标杆性成果。其代表性论文《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国际史学大会上宣读，有力论证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提升了中国史学在二战史领域的话语权。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牵头编写的《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在立场、观点、方法上仍深受齐先生启发。齐先生亦深耕苏联史与20世纪国际秩序变迁，主编《20世纪的历史巨变》《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等，从长时段解析大国兴衰与现代世界的转型规律。
三是主持大型专题丛书《精粹世界史》（二十余卷）。丛书由齐先生主持，涵盖世界史诸多重要专题，既保持学术的严谨，又力求叙述通俗可读，是先生推动专业研究走向大众读物的代表之作，使世界史知识惠及学界与公众两端。
四是史料工程，建成国内最早、规模最大的世界现代史史料体系。“建国后很长时期内，国内世界史原始文献匮乏，齐先生多次强调‘研究历史不能不掌握史料，史料是历史的生命’。”他耗费三十余年搜集外文原始文献，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的现代部分、《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系统整理外文文件、演说与档案文献，建成国内最早、规模最大的世界现代史史料体系，解决了学科无史料可用的困境，是基础性建设的重大贡献。他还主持翻译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等经典名著，在引进外文著作与史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是史学理论与史料方法论。八十八岁高龄出版的《史料五讲》，系统阐释日记、书信、小说等各类文献的史料价值，是其晚年学术的升华。该书集其数十年治学、治史经验之大成，强调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审慎辨析、相互印证，以求接近历史真实，也是他“史料是历史的生命”一以贯之主张的集中体现，对后学治史尤具示范意义。
六是学科建设与教育教材事业。齐先生在首都师范大学期间创建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建设国内最早一批世界现代史博士点，长期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推动全国世界史学科布局与学术共同体建设，培养了大批世界史骨干学者。基础教育历史教材建设亦是其重大贡献，他参与国家中小学历史课程教材改革，推动基础教育阶段树立科学的世界历史观，使史学走出书斋、惠及广大学子。
刘作奎表示，齐世荣先生一生史学研究的特点鲜明：坚持唯物史观，立足中国立场，反对西方中心论；重视原始外文史料，讲究实证；兼顾高深研究、高校教材、史料汇编、国民历史普及。在世界史长期被视作外国史、缺少本土体系的年代，他毕生努力建立一套中国人自己理解世界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叙述框架，推动了世界史从边缘走向历史学主干学科，也深深影响了历史学界，影响到自己。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屹做闭幕总结。他表示，这是一次缅怀前贤、交流学术、凝聚共识的会议，既有对先生学术贡献的回顾，也有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历程的反思，更有面向未来的学术思考。
首先，纪念齐世荣先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道路。齐先生的学术人生见证了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既延续着近代史学重视文献、崇尚实证的优良传统，也体现了新中国学者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服务国家教育的学术抱负。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世界史学家，也是中国现代史学史的亲历者和建设者。
其次，是为了继承他尊重史实、重视史料的治学精神。晚年出版的《史料五讲》，是他数十年治史经验的集中总结：历史学者的职责，是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审慎辨析、相互印证，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今天，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极大改变了我们获取、处理史料的方式，但技术手段不能代替学者对史料真实性、可靠性的判断——可以便捷地接触材料，却不能忽略考证；可以运用新工具，却不能把未经核实的信息当作事实。
再次，是为了学习他立足学科全局、甘于从事基础性建设的学术担当。他与吴于廑共同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和自编的四卷本，影响了几代学人；他长期从事教学、史料编译、教材建设与人才培养，为中国世界史学科做出了基础性贡献。这些工作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其价值未必通过论文数量或短期评价得以体现，但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都离不开这样的积累。
最后，是为了继承他的教育理想和办学精神。齐先生1954年进入初创期的北京师范学院任教，将一生最重要的岁月奉献给这所大学。他当年强调的“将相无种，事在人为”，不仅体现个人的精神气质，也体现了老一辈开拓者不服输、敢闯敢干的气魄。随着研究队伍新老更替，我们已经走到一个不能仅凭前辈成就和声望维持学术地位、而必须依靠自身努力继续开拓的关口。
刘屹指出，一百年是回顾历史的时间尺度，也是思考未来的契机。今天的学术环境已与先生开始治学的时代大不相同，但尊重事实、追求真知的学术精神不会过时，严谨求实、甘于奉献的学人品格不会过时，立德树人、传承文明的教育使命同样不会过时。唯有以扎实的研究、独立的思考和持续的努力，在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中不断取得新成绩，才是对齐先生最有意义的纪念。
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