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世榮（1926-2015）先生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新中國世界史學科的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曾任首都師範大學校長。他與吳於廑先生共同主編的六卷本《世界史》被學界稱作“吳齊本”，發行已逾200萬冊，構建了世界從低級到高級、從分散走向整體並行的歷史敘事，影響了一代代學子。
2026年10月29日是齊世榮先生的百年誕辰。這一天，“齊世榮先生與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齊世榮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在首都師範大學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世界史學者，教育部、中國歷史學會、北京市歷史學會的代表，齊先生的家人和學生，坐滿了會場。
開幕式上播放了一段生平短片，銀幕上那位從連雲港走出的青年，1945年考入內遷成都的燕京大學歷史系，兩年後轉入清華園，受教於陳寅恪、雷海宗、週一良諸先生；1949年畢業後先在育英中學教了五年書，1954年調入新成立的北京師範學院，此後六十餘年便再也沒有離開。1992年北京師範學院更名為首都師範大學，齊世榮先生於1989年至1993年間擔任校長，為學校事業承前啟後、蓄勢躍升奠定了重要基礎。
齊世榮（1926-2015）
1946年，燕京大學二年級留影
1962年8月13日，與北京師範學院歷史系的同事們交談。左二為齊世榮先生。
“齊世榮先生與中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齊世榮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合影
一、史學家、教育家、學科奠基人
開幕式上，首都師範大學黨委書記曹文軍從治學、育人、辦學三個側面概括齊先生的一生：“吳齊本”《世界史》與先生獨自主編的四卷本《世界史》，深刻影響了一代代學人；培養出武寅、徐藍、葉小兵等一批優秀學者和眾多中小學歷史教學名師；1989至1993年出任校長，為學校承前啟後奠基。她對繼承先生遺產提出三點希望：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高質量推進世界史學科建設、培養造就史學後備力量。
中國歷史學會秘書長金以林講述了與齊先生交往的點滴，以及先生坦率、真誠的品格，“不惟上、只惟實”的人格魅力。他談到父親金衝及對齊先生也十分尊敬和欽佩，尊稱為“齊大哥”，並回憶說，齊先生面對中央領導同志與部委領導時仍能做到“剛正耿直、心口如一”。金以林還追述了齊先生對中國世界史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的奠基之功。他提到，齊先生的外語水平令人歎服，曾在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以英文辯論、翻譯俄文著作《蒙古近代史綱》等，還委託他代為借閱日文原版的二戰史著作。齊先生重視史料的收集，在他的倡導下，首師大歷史學院收集的外文史料數量居全國之冠，僅外交史專題數據庫已數字化兩千萬頁。
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黃興濤在致辭中強調，齊先生的貢獻“絕不止於世界史”：他既是新中國世界現代史學科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又是關心整個中國史學發展的世界史家——有中國情懷、中國立場和中國關切，自覺向世界闡明中國的歷史地位。他著重評述了1992年出版的“吳齊本”《世界史》構建了“從分散到整體”的全新體系，把時間性與聯繫性相結合來展開敘事，從一開始就在做擺脫歐洲和西方中心的戰略努力。書中關於中國內容約佔百分之十五，對20世紀世界連為一體的強調值得深思。黃興濤還提醒與會者：齊先生晚年高度重視中學歷史教材編寫，這在整個中國史學界都是極難得的戰略眼光。在今天初中歷史基礎教育面臨嚴峻挑戰的情況下，先生當年的工作更顯珍貴。
中國世界近現代史研究會會長梁佔軍以先生學生的身份致辭。他提到，“將相無種，事在人為”是齊先生在首都師範大學建校六十週年紀念大會上對於學校創建初期“白手起家”精神的精闢總結，更是他個人長期治學、管理的經驗總結，對於世界史學科來說尤為貼切。在他任系主任和校長期間，曾遇到無數困難，但由於心中懷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自信，不盲目迷信權威，也不畏懼困難，而是紮實努力推進工作。梁佔軍用“精於治學，敏於致用”概括齊先生的治學特色。他還回顧了齊先生與中國世界近現代史研究會的深厚淵源，1991年現代史與近代史兩個研究會合並組建國家一級學會，先生是學會最早的創建者之一，並長期擔任會長。梁佔軍特別提到，齊先生很早就以全球眼光倡導整體地研究世界，反對把國別史、地區史“一批又一批地堆積起來”，而要“出現森林，而不只是樹木”；他更形象地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正在變得越來越小的地球上”，對外國的瞭解程度“可以作為測驗某個國家發達程度的一項指標”。在先生的支持下，首都師範大學成立了國內第一個全球史研究中心，並獲批教育部首批國別和區域研究基地。
影響幾代學子的“吳齊本”《世界史》（六卷本）
二、點滴回憶
紀念活動分別由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晏紹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吳英主持，三十餘名學者圍繞齊世榮先生的治學、為人、教學及中國世界史學科的發展做了會議發言。
（一）學人交往
武漢大學原副校長、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胡德坤回憶，他擔任副校長的行政職務後，曾就如何處理好做行政與做學問的關係多次請教齊先生。先生叮囑他，工作必須要做好，但業務不能丟：“業務是雙肩挑學者的立足之本，丟掉了業務在學界就會落後，在行政管理上就失去了特點，就成了‘職業革命家’。”他還記得齊先生重視研究團隊：“個人再強，也只是研究一個局部問題，做大學問需要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胡德坤錶示，齊先生的教誨使其受益一生。
北京大學教授錢乘旦自稱齊先生的“編外弟子”，他的博士論文答辯即由齊先生擔任主席。他至今記得先生的一句告誡：不可輕視舊有的學術成果，“經過時間的淘洗，仍能被現在的人記住，就說明那些書的價值是非常高的”，“司馬遷讀不讀？”錢乘旦說，先生對年輕人要求極嚴，做事堅持原則。在錢乘旦看來，先生當年編書雖未使用“體系”二字，實則已在構建中國自己的世界史體系。
天津師範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院長、資深教授侯建新回憶，他主持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修訂時，齊先生是背後的支撐與顧問，“沒有他，就不會有新的課標”。他尤其感念先生晚年迴歸學者本色，先後三次將藏書分贈後學，每贈必親筆題跋；其中一段他至今能背：“垂老學力，日漸衰頹……望與國內世界史學者同仁共創中國學派的經濟社會史研究。”侯建新說，先生有學有識，更對自己要求極嚴，常教後輩“少行政、多學術”，主張“不惟上、不惟書”——這幾個字，真正能做到的人不多。
東北師範大學原副校長韓東育表示，齊先生最大的學術特點是“通”，中外兼通，其氣象格局正基於此。“吳齊本”《世界史》也由此而來。他特別強調先生對抗戰史的貢獻：既講正面戰場，又強調敵後戰場，二者綜合，“中國人民的抗戰”才在世界史上有了完整位置。談到品格，韓東育引《中庸》“率性之謂道”：先生堅守率真，“跟高層領導交往，也敢把實話直說”；對所有人都尊重，卻不對任何人崇拜；在行政職務和學術研究“雙肩挑”的時候，分得清“一陣子”和“一輩子”，境界高遠。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楊共樂展示了一封齊先生1997年的親筆信原件：任務佈置精確到字數、合同、時間，“沒有一句廢話”。他從信中學到：文字要乾淨，辦事要乾脆，對外要尊重。他還回憶，是齊先生推動學校花九萬美金購入英國外交檔案——“這是為了架構中國的世界史學科的大廈”。發言最後，楊共樂以范仲淹“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表達自己的心情。
北京大學教授王立新指出，“構建中國自主的世界史知識體系”的任務儘管近年才正式提出，但齊先生等學者早已在這樣做。他歸納先生三方面貢獻：以六卷本《世界史》構建“從分散到整體”的中國敘事；以綏靖政策研究利用原始檔案參與國際爭論，“使中國學者成為知識的生產者，而不再是知識的引進者和傳播者”；從教材編纂到學科建設形成知識生產傳播的完整鏈條。他提醒：西方知識體系用了近兩百年，中國重建不過四十餘年，“需要幾代人的薪火相傳，不能急功近利”。
上海師範大學校長陳恆從學術史縱論齊先生的貢獻，指出齊先生這一代學者既承前輩積澱，又是最早破除西方中心論的一代，“要建立具有中國自身特色的對世界的解釋和看法”。他同時提出憂思：當下評價體系過於功利，“忽略了人文學者的長久性、基礎性”——如果沒有很好的積澱，就寫不出有影響力的通史著作，而齊先生正是通貫研究與寫作的榜樣。
西北大學副校長韓志斌梳理了整體史觀與彭樹智“文明交往論”的傳承：中國世界史理論有三大來源——整體史觀、現代化理論、馬克思主義文明史觀，其核心是縱向發展與橫向發展的雙重結構，突破了國別史簡單疊加的舊模式。他記得初讀“吳齊本”時的震動：“這個世界史，是真的世界史”，而過往讀到的往往是各國曆史的簡單疊加。在他看來，自主的理論不是憑空起樓，而是在前人基礎上對合理內核的昇華與創造，“從跟隨西方，到提出原創框架”，正是齊先生那一代人的標誌。
1985年9月，參加德國斯圖加特第1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與中國代表團部分團員合影。右三位齊世榮先生。
（二）啟迪後學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沈志華與齊世榮先生的緣分，始於1979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讀世界史，齊先生是他的指導老師。“是齊先生把我這個初中畢業生領進了中國歷史研究的學術殿堂。”他從齊先生身上學到兩條治學的根本道理：把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搞清楚，寫給世人看、講給世人聽；基本方法，是儘可能蒐集第一手史料，史料不夠就等檔案解密——這兩條，成為他畢生踐行的準則。
1980年代，沈志華被迫離開學界、下海經商。1985年初南下深圳前去向齊先生辭行，他自覺愧對先生，說：“弟子不肖，現在只能去南方求生路。但只要賺到錢，一定回來跟您繼續做學問；如果賺不來，我就客死他鄉、永不回頭。”1990年代初他賺得“第一桶金”重返北京，齊先生絲毫沒有嫌棄他，帶著他一一拜訪學界前輩，鼓勵這位一度離去的學生重歸學術。
此後十餘年，沈志華以民間“個體戶”身份治學，齊先生鼎力支持他兩大事業——歷時七年整理出版三十六卷本《蘇聯歷史檔案選編》，並開拓中國的冷戰史研究。2005年，五十五歲的他入職華東師範大學，亦得先生全力支持。
“恩師的教導，我一直銘記於心，”沈志華說，“只要還能思考、還能寫作，就必須在歷史科學的高峰上不斷攀登。”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倉理新自1985年考入齊先生門下讀世界史碩士。 關於先生的嚴格，她有一句妙語：“要是當齊先生的學生沒捱過兩句罵，那就不是齊先生的學生。”先生的嚴格總是出於一種善意，亦是求學生涯中難忘的一抹色彩。她還提到，齊先生上課時反覆強調外語的重要性，叮囑學生“一定要練好口語”。“無論讀了多少書，如果張不開嘴，一點用都沒有。”倉理新表示這些教誨受益終身。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江湄表示，齊先生“不止是專家”，他學術事業的另一個貢獻，是“培養出大學者”。在史料學上，她特別談到先生主張大量閱讀晚清時期的史料，包括筆記、回憶錄、日記等，並舉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為例：這類材料可以“補正史之缺”，寫得生動、具體、複雜，足以知人論世。江湄說，齊先生本人博聞強識，連舊京的八大餐館、四大商場這類生活細節都如數家珍。她還回憶，齊先生很會講故事——王國維、梁啟超等人的故事，他是有意識地在講，而且記性極好；可惜這些大多沒有寫下來。江湄感慨，先生留下的《史料五講》，正是把這種“如何讀史料”的功夫系統化、傳給了後人。
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蔡萌的發言體現了齊先生對更年輕的一代學人之影響。她將自己受到的影響歸納為三個層面。一是知識層面的重構，“吳齊本”的體系對初入大學的學生有著強烈的衝擊力與吸引力，尤其是“橫向的聯繫”，讓人第一次意識到世界史不是國別史的拼湊，而是一張彼此勾連的網。二是精神層面的引領與塑造，對齊先生的瞭解與敬仰，使後輩對學術始終懷抱敬畏之心。三是學術傳承，她回憶自己初窺史學門徑便是通過跟前輩師兄一起整理史料，在傳承中體會到先生“敬畏學術，追求卓越”的態度與精神。
1996年70歲生日時與部分學生合影
（三）基礎教育教材編寫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葉小兵回憶齊先生對中學歷史教育的貢獻，著重提及了兩套“里程碑式的教材”編寫工作。
第一個里程碑是1977年編寫的全國中學歷史教材。彼時“文革”剛結束，中央抽調全國專家緊急編寫一套歷史教材，供1978年秋季開學使用。齊先生參與其中，前後鏖戰數月。從教材史上看，這是“文革”結束後編寫的第一部歷史教材，“重建了我國中學歷史教材的體系和內容”，起到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後來的許多版本基本是在這套教材基礎上修訂的。葉小兵提到，先生大學剛畢業時在中學當過歷史老師、政治老師，對中學教學非常瞭解，先後參加過四次教材編寫。
第二個里程碑是擔任統編教材總主編。這套統編教材於2007年啟動，前後歷時10年，至2017年才最終出版。當時有關部門請耄耋之年的齊先生“出山”任總主編，“有的人可能覺得，先生八十多歲了，當總主編只是掛個名吧？——不是的，從策劃、隊伍建設、人員遴選，到編寫體例、樣章、審稿，齊先生全程參與。”葉小兵回憶道，教材中“文革”一段歷史的表述幾易其稿，最後是由齊先生親自撰寫的。先生為此曾多次向中央領導彙報，後組織查閱權威黨史著作、中央領導講話改定，又送中央文獻研究室請金衝及先生過目；金先生第二天還打來電話討論其中一個詞的用法——“兩位老先生就這樣為中學課本逐字推敲。”遺憾的是，齊先生2015年12月去世，最終沒能見到這部教材的出版。
葉小兵還提到，在齊先生指導下，首師大1984年最早向教育部申報“中學歷史教學法”碩士點、1985年招生，是全國第一個（也是當時唯一的）歷史課程與教學論專業方向設置點；如今全國同類碩士點已有七十餘個。
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許斌以親身經歷講述了統編教材的幕後，他“自2007年到2015年齊先生去世，一直在先生領導下工作”。許斌回憶道，統編教材啟動時，教育部成立專家指導委員會，開會推組長，“大家一致推舉齊大哥”——一來齊先生年長，二來敢於擔當，因為編教材確實太難，“費精力還落埋怨”。當教材反覆修改、遲遲不能通過，齊先生心急如焚，曾當著領導的面撂下話來：“教材到現在搞不出來，你們已經熬死一個了，下一個弄不好就熬走我了！”2016年教材終於投入試點，翌年在全國推廣使用。
許斌也回憶了齊先生這位“總主編”親力親為、操刀執筆的段落：初中教材按課程標準沒有俄羅斯早期歷史的內容，齊先生審讀時認為“整個初中教材沒有俄羅斯的早期歷史，文明史就少了一大塊”，便在彼得一世改革那一課前面親筆加寫了從基輔羅斯講起的一段。他還說：“初中教材，要小孩喜歡，不要搞得那麼深。小孩不喜歡你，後面還搞什麼歷史教育？”並留下一句許斌稱為“名言”的話：“初中教材要像穿糖葫蘆一樣，穿插故事來寫。”在影響上，許斌表示，這套教材影響了幾代中國人，其中關於世界近代史的開端等問題頗有獨到的看法，可以說重塑了大家的知識結構。
（四）自主知識體系
在諸多發言中，齊世榮先生1991年發表於國際史學大會的論文《論中國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反覆提及。這篇論文有力論證了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提升了中國史學在二戰史領域的話語權，回擊了西方敘事對中國抗戰貢獻的淡化。在學者們看來，這正是一位中國學者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早期典範：不拾人牙慧，而是以紮實的史料和獨立的判斷，在世界史的中心議題上發出中國聲音——而這條“自主”的線索，也貫穿了與會學者對先生學術貢獻的多維闡釋。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鄒兆辰從理論源頭梳理了齊先生的世界史認知體系。他指出，吳先生、齊先生1994年的六卷本《世界史·現代編》上卷前言中提出“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世界史就是現代史；反過來，現代史就是世界史”，到2006年齊先生自編四卷本《世界史》總前言，認識又有新的發展。這一體系堅持整體歷史觀，以縱向發展（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與橫向發展（從彼此隔絕到連為一體的交融）兩條主線統一敘事，既吸收借鑑了從18世紀啟蒙思想家到20世紀國外新世界史著作的成果，又繼承了周谷城、吳於廑等老一輩中國學者的探索，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並且始終與高校歷史教學、與教材建設緊密結合。鄒兆辰說，結合今天關於構建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論述回看齊先生三十多年前的這些表述，對他的世界史認知體系的價值就有了新的理解，齊先生所做的一切，“正是今天世界史領域當中一位大先生為學術界所樹立的傑出榜樣”。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中國德國史研究會名譽會長邢來順從現實維度談“構建中國自主的世界史知識體系”，歸納為四點。基本指向上，中國的世界史自近代創立起就與民族命運相連，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其基本指向；現實需求上，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中國走向國際舞臺中央，提供了迫切的現實需求；現實功能上，要回應現實關照、照應國家需求，如齊先生主編的“強國興衰史”叢書、“15世紀以來世界九強興衰史”等；範式與話語上，要立足本土、堅持學術主體性，在國際學界形成獨到見解。他特別提到，齊先生以及胡德坤、徐藍等把“東方主戰場”這一自主概念融入全球二戰敘事，打破了以西方、歐洲為中心的敘事框架，並主張從單一民族國家為中心的範式，轉向吳於廑、齊先生倡導的“整體世界史”，引入全球史、文明交流史等新範式。
西南大學教授徐松巖則從古希臘史這一研究領域入手，談及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如何落地。他指出，當下的世界古代史知識框架本身是西方學者搭建的，是在西方中心論的預設下形成的，許多偏見是隱性的，亟待澄清和糾正，這本身就是中國的世界古代史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過程。實際上早在1957年雷海宗就已撰文指出，希臘史研究最大的問題“就是把雅典等同於希臘”，沿用歐美學者的錯覺和偏見，並且“青出於藍”。“我們在研究的過程當中，發現很多史料‘陷阱’和自主觀點缺失，歸根結底還是研究水平低下。一些學者寫的文章裡面，沒有自己的見解，基本上是引用某某學者這樣說、那樣說，來為自己作證。”他主張加強比較研究、充分研究史料，“齊先生給我們留下的遺產是多方面的，比方說史料學研究”——而學風，說到底還是“最充分紮實地研究史料，好好讀書”。
此外，李明、孟慶龍、黃春高、任靈蘭、張乃和、孫建黨、付成雙、耿志、楊松濤、郭響宏、王本濤、陶賦雯、曹鴻等學者也先後在下午各場發言，追憶與齊先生的交往，感念所受到的教誨。與會學者有一個共識：齊先生畢生所致力的，正是建立一套中國人自己理解世界、敘述世界的框架，這既是自主知識體系的早期實踐，也為後來者標定了繼續攀登的起點。
三、傳承與紀念
閉幕式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歷史研究院黨委常委、副院長劉作奎在視頻發言中系統梳理了齊世榮先生的六大學術貢獻：
一是通史體系的建構，建立中國的世界史體系。劉作奎表示，自己是受“吳齊本”《世界史》影響的第一批本科生，1990年代上大學初次接觸這套六卷本的《世界史》時感到“耳目一新”。“這套書打破了過去世界史與國別史簡單拼接、偏重西方中心的舊範式，貫徹從分散到整體的整體世界史觀，認為人類歷史是從地區孤立逐步走向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作為改革開放後國內高校最主流的世界史本科教材，“吳齊本”發行量逾百萬冊，奠定了國內世界史學科的基礎。後來，齊世榮先生又獨立主編了四卷本《世界史》，進一步完善體系，兼顧學術深度與教學普及。
二是專題研究，尤其是對世界現代史、二戰與國際關係史研究具有開創性，對綏靖政策的研究成為這一領域的標杆性成果。其代表性論文《論中國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國際史學大會上宣讀，有力論證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提升了中國史學在二戰史領域的話語權。2025年抗戰勝利80週年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牽頭編寫的《新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在立場、觀點、方法上仍深受齊先生啟發。齊先生亦深耕蘇聯史與20世紀國際秩序變遷，主編《20世紀的歷史鉅變》《15世紀以來世界九強的歷史演變》等，從長時段解析大國興衰與現代世界的轉型規律。
三是主持大型專題叢書《精粹世界史》（二十餘卷）。叢書由齊先生主持，涵蓋世界史諸多重要專題，既保持學術的嚴謹，又力求敘述通俗可讀，是先生推動專業研究走向大眾讀物的代表之作，使世界史知識惠及學界與公眾兩端。
四是史料工程，建成國內最早、規模最大的世界現代史史料體系。“建國後很長時期內，國內世界史原始文獻匱乏，齊先生多次強調‘研究歷史不能不掌握史料，史料是歷史的生命’。”他耗費三十餘年蒐集外文原始文獻，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輯》的現代部分、《當代世界史資料選輯》，系統整理外文文件、演說與檔案文獻，建成國內最早、規模最大的世界現代史史料體系，解決了學科無史料可用的困境，是基礎性建設的重大貢獻。他還主持翻譯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等經典名著，在引進外文著作與史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是史學理論與史料方法論。八十八歲高齡出版的《史料五講》，系統闡釋日記、書信、小說等各類文獻的史料價值，是其晚年學術的昇華。該書集其數十年治學、治史經驗之大成，強調在充分佔有史料的基礎上審慎辨析、相互印證，以求接近歷史真實，也是他“史料是歷史的生命”一以貫之主張的集中體現，對後學治史尤具示範意義。
六是學科建設與教育教材事業。齊先生在首都師範大學期間創建歷史系、歷史研究所，建設國內最早一批世界現代史博士點，長期擔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世界近現代史研究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推動全國世界史學科佈局與學術共同體建設，培養了大批世界史骨幹學者。基礎教育歷史教材建設亦是其重大貢獻，他參與國家中小學歷史課程教材改革，推動基礎教育階段樹立科學的世界歷史觀，使史學走出書齋、惠及廣大學子。
劉作奎表示，齊世榮先生一生史學研究的特點鮮明：堅持唯物史觀，立足中國立場，反對西方中心論；重視原始外文史料，講究實證；兼顧高深研究、高校教材、史料彙編、國民歷史普及。在世界史長期被視作外國史、缺少本土體系的年代，他畢生努力建立一套中國人自己理解世界近現代歷史研究的敘述框架，推動了世界史從邊緣走向歷史學主幹學科，也深深影響了歷史學界，影響到自己。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劉屹做閉幕總結。他表示，這是一次緬懷前賢、交流學術、凝聚共識的會議，既有對先生學術貢獻的回顧，也有對中國世界史學科發展歷程的反思，更有面向未來的學術思考。
首先，紀念齊世榮先生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道路。齊先生的學術人生見證了20世紀中國歷史學發展的幾個重要階段，既延續著近代史學重視文獻、崇尚實證的優良傳統，也體現了新中國學者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服務國家教育的學術抱負。在這個意義上，他不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世界史學家，也是中國現代史學史的親歷者和建設者。
其次，是為了繼承他尊重史實、重視史料的治學精神。晚年出版的《史料五講》，是他數十年治史經驗的集中總結：歷史學者的職責，是在充分佔有史料的基礎上審慎辨析、相互印證，儘可能接近歷史的真實。今天，數字技術與人工智能極大改變了我們獲取、處理史料的方式，但技術手段不能代替學者對史料真實性、可靠性的判斷——可以便捷地接觸材料，卻不能忽略考證；可以運用新工具，卻不能把未經核實的信息當作事實。
再次，是為了學習他立足學科全局、甘於從事基礎性建設的學術擔當。他與吳於廑共同主編的六卷本《世界史》和自編的四卷本，影響了幾代學人；他長期從事教學、史料編譯、教材建設與人才培養，為中國世界史學科做出了基礎性貢獻。這些工作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其價值未必通過論文數量或短期評價得以體現，但任何一個成熟的學科都離不開這樣的積累。
最後，是為了繼承他的教育理想和辦學精神。齊先生1954年進入初創期的北京師範學院任教，將一生最重要的歲月奉獻給這所大學。他當年強調的“將相無種，事在人為”，不僅體現個人的精神氣質，也體現了老一輩開拓者不服輸、敢闖敢幹的氣魄。隨著研究隊伍新老更替，我們已經走到一個不能僅憑前輩成就和聲望維持學術地位、而必須依靠自身努力繼續開拓的關口。
劉屹指出，一百年是回顧歷史的時間尺度，也是思考未來的契機。今天的學術環境已與先生開始治學的時代大不相同，但尊重事實、追求真知的學術精神不會過時，嚴謹求實、甘於奉獻的學人品格不會過時，立德樹人、傳承文明的教育使命同樣不會過時。唯有以紮實的研究、獨立的思考和持續的努力，在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中不斷取得新成績，才是對齊先生最有意義的紀念。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