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的歐洲：保守主義、啟蒙運動與歷史的塑造》，[荷]馬泰斯·洛克著，張弛譯，浙江大學出版社｜能見度，2026年7月出版，464頁，88.00元
2020年，一場保守主義者國際會議在羅馬召開，參會者有歐洲大名鼎鼎的右翼政治家：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法國國民陣線領袖瑪麗昂-勒龐和荷蘭右翼政治家蒂埃裡·鮑德。會議各方集中闡述了一個保守的、民族主義的、基督教的歐洲，反對歐洲一體化。這正是荷蘭學者馬斯泰·洛克（Matthijs M. Lok）《反革命的歐洲》一書藉以開篇的事件。
如今，六年已經過去，自移民危機以來崛起的歐洲右翼勢力仍在不斷壯大，並未如人們所想的那樣衰退。移民危機的結束、俄烏戰爭的衝擊、組閣並未對右翼保守政治造成危機。2026年4月，歐爾班在匈牙利大選中落敗，但匈牙利政治並未就此“左轉”，上臺的蒂薩黨領袖佩泰爾·馬扎爾奉行親歐保守主義政策。法國的勒龐在2025年遭到反腐敗調查，但依舊有機會參加下一屆總統大選，而民調顯示，其支持率仍不可小覷。蒂埃裡·鮑德的思想背景更加有趣，他在學生階段深受保守主義者皮姆·富圖恩（Pim Fortuyn）及其導師保羅·克利特（Paul Cliteur）的影響，主動接觸保守主義團體，組織相關活動。2012年，他在萊頓大學完成了博士論文，題為“邊界的重要性：為何代議政府和法治需要民族國家？”（The Significance of Borders: Why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Require Nation States）。在書中，他選擇繼承反啟蒙傳統，從學術層面上為當下歐洲保守主義構建了一套別樣的歐洲歷史文明觀，反對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歐洲哲學和民主共和價值觀。同樣作為荷蘭人，洛克想必頗為熟悉蒂埃裡·鮑德。總而言之，當下歐洲右翼政治勢力依舊獲得了廣泛的支持，並維持著上升勢頭。
當地時間2026年11月9日，德國柏林，匈牙利總理彼得·馬扎爾在安聯論壇出席活動並發表講話。視覺中國 圖
這些歐洲右翼政治家不斷借用“基督教歐洲”“民族國家”“歐洲文明”等歷史概念，為聲張自己的政治主張，而洛克創作的《反革命的歐洲》正是要在這一背景下追問：今天被右翼政治反覆援引的“歐洲傳統”，究竟是否存在一個穩定而連續的思想譜系？該書的旨意非常明確，通過展示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歐洲反革命者的歐洲觀念，來闡明兩個要點：其一，這一時期一眾反革命者秉持的歐洲觀念與當今盛行的歐洲右翼保守主義大不相同，因而後者提倡的歐洲歷史觀是缺乏歷史根據的；其二，思想和政治傳統的傳承與發展從來不是簡單的直線延續，而是伴隨著改寫、誤用和重新解釋，因而意識形態之間的界線，也並非總是清晰分明。為了證實這兩個要點，洛克遍覽了那一時代的反革命思想家和政治家。當然，受限於語言能力，洛克找到並進行對話的大多都是西歐的反革命思想家。
何謂歐洲
從法國、英國到德意志地區，洛克搜尋了一眾立場、思想和政治主張不盡相同的保守主義者，除開法國吉倫特派革命者博納維耶，他們的共同立場或許只有反對法國大革命，而這一立場並不足以構成一個內容統一的思想傳統。因此，雖然洛克該書題為“反革命的歐洲”，但在此作中，“反革命傳統”並不重要，它只是一個線索，藉以追問這些反革命者所談論的歐洲究竟是什麼。
對於尼古拉·德·博納維耶而言，歐洲首先是一部自由的歷史。日耳曼人的入侵併非古典文明的毀滅，而恰恰是歐洲自由傳統的開端，之後的查理曼大帝則為這種自由保駕護航；法國革命是在迴歸那個未被天主教腐蝕的歐洲。洛克選擇博納維耶作為全書第一個案例，想必有特殊的考慮。他事實上是在展示，革命的支持者不一定會憧憬一個與過去完全斷絕的未來。
在反革命一方，比利時天主教政論家弗朗索瓦-謝維耶·德·費勒主要從宗教立場出發，既反對啟蒙哲學和法國革命，也抵制哈布斯堡王朝在比利時推行的開明專制改革。他因捍衛天主教權益而遭到迫害。法國前財政總監卡隆則與埃德蒙·伯克過從甚密，試圖在革命激進主義與頑固的保王主義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主張回到溫和的古代政制。
亞當·海因裡希·穆勒
在德意志，弗里德里希·馮·根茨以康德思想為背景，主張溫和君主制和均衡的國際秩序；他的門生亞當·海因裡希·穆勒則進一步從文化和宗教層面回應革命，在《對立學說》中讚賞德意志文化的“多樣性”，批判拿破崙帝國，並倡導普世基督教。出身美因茨精英家庭的沃格特同樣重視歐洲的多元性，但更強調積極公民觀。哥廷根大學教授赫倫則從新教背景出發，支持德意志邦聯，並將十六世紀視為歐洲歷史的重要起點，認為歐洲國家體系遠勝於古代世界。
在更廣泛的歐洲反革命思想中，約瑟夫·德·邁斯特秉持越山主義，極力捍衛教宗權力和天主教普世主義，對多元主義持強烈批判態度。荷蘭知識分子範普林斯特勒雖然沒有親歷法國革命，卻以《聖經》所賦予的神意世界觀為基礎，反對新教自由化和1830年比利時革命，最終成為荷蘭新教復興運動的重要奠基者。
根據這些反革命思想家的立場和主張，洛克將他們所理解的歷史歐洲主義概括為四個方面：對歐洲多元性和多樣性的肯定，並由此形成以國際均衡為基礎的歐洲秩序觀和帶有歐洲中心色彩的世界主義；對自由的捍衛，但同時強調自由植根於歐洲的歷史傳統，以此反對革命者建立在理性和抽象原則之上的自由觀；對“溫和”政制的推崇，既拒絕革命共和制，也拒絕不受約束的君主制；以及對歐洲文明進步的信念，相信歐洲正不斷走向更加發達和複雜的階段，並將在革命之後迎來一次淨化與復興。
由此可見，洛克展示的並不是一條從“反革命”通向“現代右翼保守主義”的思想譜系，而更像是一張繁雜的思想地圖，用以說明那個世紀之交的反革命思潮與當下歐洲右翼保守主義存在許多差別。在洛克看來，革命時代的反革命政論家不能被歸類為右翼保守主義者，因為他們並不聲張民族主義，還向往自啟蒙時代已廣泛傳播的自由觀，這更近似於一種“反啟蒙的啟蒙”。因此，這些歐洲右翼保守主義者宣稱繼承了反啟蒙傳統和歐洲歷史觀，實際上是時代錯置的，因而有必要重新審視保守主義的思想譜系。
塑造過去
洛克筆下的反革命者，他們的歐洲觀各有側重。有人從古代政制中尋找自由的源頭，有人強調國際秩序和權力平衡，有人讚賞德意志地區的政治和文化多樣性，也有人將基督教視為歐洲文明的本質特徵。他們對拿破崙帝國的態度也不盡相同，尤其是支持拿破崙的沃格特與反對拿破崙的赫倫。這些反革命思想家雖然都對革命政治文化持批判態度，但他們捍衛的傳統並不相同，所作的解釋也各有差異。
這種差異尤其體現在他們對於歐洲歷史起點的選擇上。博納維耶將歐洲的源頭追溯至日耳曼民族，沃格特認為自由的歐洲共和國始於諸國紛爭的十六世紀，邁斯特則將現代自由的歐洲追溯至聖經故事中的諾亞之子雅弗。歷史在這裡並不是一個已經存在、等待人們挖掘考據的客觀對象，而是不同政治思想家構造自身政治理想的重要資源。選擇哪一個歷史時期作為歐洲的“起點”，實際上也意味著選擇一種政治價值。
這或許就是《反革命的歐洲》的核心命題：歷史觀本身就是政治的一部分。當一個政治家宣稱某種政治制度、民族關係或者社會秩序符合歐洲傳統時，他實際上並不只是在陳述歷史，而是在選擇一種歷史，並藉助這種歷史賦予當下的政治主張以合法性。
如果有人熟悉英國學者傑拉德·德朗提的研究，那他就不會對這種觀點感到驚訝。德朗提在《發明歐洲》裡說過：
歐洲是歷史產物，而不是主體，實際上我們所指稱的歐洲，從歷史觀點來說乃是被製造出來的、具備各種千變萬化的形式與能動性的實在。大部分的歐洲只是一種懷舊的歐洲，而且是在扭曲的現代性圖像中被創造出來的。
傑拉德·德朗提著《發明歐洲》
洛克其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只不過他沒有德朗提那麼激進，進而質疑歐洲理念本身。
從這個意義上說，洛克真正反對的並不是保守主義者使用歷史，而是以下事實：他們將某一種經過選擇和重構的歷史，包裝成唯一真實的“歐洲”。今天的歐洲右翼政治家經常訴諸“基督教歐洲”“民族國家”“歐洲文明”等概念，將這些概念視作歐洲自古以來一貫的傳統，而洛克筆下的時代卻恰恰證明，所謂“歐洲傳統”從來不是單一的。歐洲既可以被理解為基督教共同體，也可以被理解為多元國家體系；既可以成為民族國家的歷史依據，也可以成為超越民族國家的普遍主義理想；甚至連“歐洲自由”的歷史源頭，都存在彼此競爭的解釋。
這也解釋了洛克為何要如此細緻地梳理這些看似已被歷史遺忘的人物，甚至要為後世過度批判的人物作辯護，如兩次世界大戰後被描繪為民族保守分子的穆勒。洛克顯然並不只是單純地補寫一段思想史，他還想通過這段思想史本身來拆解一種當代政治敘事：沒有一個天然存在、內容固定的“歷史歐洲”，等待今天的保守主義者去繼承。“傳統”“文明”“民族”“基督教”等詞彙本身就處於持續的爭論之中。過去並不會自動告訴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現在；恰恰相反，人們總是在當下的政治需求中重新發現、選擇和組織過去。洛克書末所說的“政治傳統的更新與適應”，其涵義便在於此。
也正因此，《反革命的歐洲》的意義或許不在於它究竟為當代右翼政治判了怎樣的一樁“歷史官司”，而在於它提醒我們保持一種對於政治歷史敘事的警惕。當政治人物開始頻繁地訴諸過去，當“真正的歐洲”“傳統的歐洲”“基督教的歐洲”成為政治口號時，歷史學家的任務並不是替某一種過去背書，而是追問：誰正在講述過去？他選擇了哪些過去？又遺忘了哪些過去？有趣的是，洛克也研究過遺忘的政治，他在一篇文章中分析過十九世紀初的法國和荷蘭復辟王朝如何遺忘革命和帝國的過去，以便建立新的王朝秩序。在這種歷史記憶操縱下，遺忘也是一種選擇。
歷史與當下
洛克並未止步於此，僅僅批判歐洲右翼政治家誤將過去的反革命思想家當作自己的祖先，他還認為，當下的歐洲理念也受到反革命思想傳統的啟發。洛克說道：“戰後數十年的歐洲理念為何幾乎只與政治進步和自由傳統相關，以及兩者是何時發生的關聯，這些問題實際上掩蓋了這一理想背後的反革命根源。”（352頁）簡言之，現今的右翼保守主義者所宣稱繼承的反革命、反啟蒙傳統也滋養了他們的對手。洛克在此溶解了傳統的意識形態分界線，思想和政治立場之間並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線，也藉此進一步削弱了右翼的歷史敘事。
不過，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既然革命時代的反革命保守主義者從不同的歷史和思想資源中汲取養分，從而構建自己所認可的“現代歐洲”，而其中又存在許多誤用、錯置之處——洛克顯然並未就此大加鞭撻他們的思想活動，那又有何理由據此去苛責當下的歐洲右翼保守主義者呢？蒂埃裡·鮑德的做法不正如曾經的赫倫嗎？他們的呼籲所獲得的迴響不也正如當下歐洲右翼在選舉中獲得的支持嗎？如果政治傳統的延續本來就不是一種機械的、原封不動的繼承，而是不斷選擇、重構和適應，那麼我們是否有必要區分“正當的重新解釋”和“錯誤的時代錯置”？若有必要，應依據何種標準？洛克的研究並未處理這個問題。要回答它，恐怕已經超出了具體的思想史研究所能解題的範疇，最終不得不回到理性與經驗之間那場更古老的哲學爭論：我們究竟應當依據歷史經驗本身，還是訴諸某種超越具體歷史經驗的理性標準，來判斷一種傳統解釋的正當性？
洛克在緒論裡提到其研究可能起到的三個作用：第一，可用於削弱保守主義和反革命議程的合法性和自明性；第二，以保守主義中的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來撫慰保守主義的同情者；第三，深化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令人意識到“過去總是比事後的解釋更為複雜，充滿更多矛盾”（第5頁）。此研究無疑能夠起到第一點的作用，但我對其效用保持懷疑。費勒在《歷史辭典》裡試圖復興博須埃的普遍史，認為《聖經》是真實的歷史；沃格特與之類似，以神意來解釋歐洲歷史，只不過他融合了啟蒙敘事。以歷史學的視角來看，這些反革命保守主義者的歷史作品無疑嚴重失實，但我們無法否認他們在當時享有的市場，也很難就此否認其主張的現實合法性。既然“歐洲傳統”本身就是如此多元、矛盾和可塑的，那麼為什麼當代右翼對其中某些傳統的選擇，就必然比十八、十九世紀那些思想家的選擇更加“不合法”？更準確地說，洛克或許能夠證明“你不是唯一的歐洲”，但這不等於證明“你沒有資格成為歐洲的一種”。近兩年歐洲右翼勢力在面對難題的情況下，支持率不降反增，或許說明了右翼勢力的根基要比預想的穩固。當然，不能反過來說右翼勢力的歷史敘事就是合理正當的。總之，洛克對右翼保守主義歷史敘事所進行的解構，恐怕很難達到預想的效果。
對於第二個作用，我同樣持懷疑態度。細讀洛克分析的這些反革命思想家，可以發現，他們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傾向，但這種世界主義始終帶有鮮明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甚至在某些反革命那裡，它實際上是一種以德意志或法國為中心的世界觀。在他們眼中，歐洲乃至整個世界，與其說是一個超越民族的共同體，不如說其民族表演的舞臺。因而，他們的思想雖然未必表現出明確的政治民族主義訴求，卻並不意味著他們超越了民族主義；恰恰相反，他們的世界主義往往與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相伴而生。
那是否可以說，這些反革命思想家的世界主義本身就是一種頗為狹隘的世界主義？洛克試圖以“世界主義”證明反革命傳統無法被當代保守主義繼承，但如果這種世界主義本身就能夠與文化民族主義乃至歐洲中心主義並存，那麼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界線，恐怕就沒有洛克所設想的那樣分明。以世界主義作為區分反革命傳統與當代保守主義的標準，也因此值得商榷。
洛克曾在歐美多所大學學習歐洲史，並在研究中頗為重視世界主義的角色。這樣的學術經歷與研究取向，或許有助於理解他為何賦予世界主義如此重要的解釋地位，但對於歷史中的世界主義，恐怕仍需作更加細緻的考量。世界主義並不必然意味著對民族、文化或歐洲文明中心地位的超越，它也可能以特定文明為中心，在跨國聯繫與文化等級秩序之間形成複雜的結合。
當地時間2026年10月25日，法國奧爾良，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RN）2027年總統選舉候選人瑪麗娜·勒龐。視覺中國 圖
事實上，洛克真正有價值的發現或許並不是“當代右翼錯誤地理解了歐洲”，而是任何試圖為歐洲尋找一種單一歷史傳統的努力，都可能低估歐洲思想本身的複雜性。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如果傳統本身就是如此開放、多元且可以被重新解釋，那麼這種複雜性究竟能夠導向什麼樣的政治結論？它固然可以阻止我們輕易相信“歐洲自古以來就是如此”的歷史神話，卻未必能夠告訴我們今天的歐洲應該是什麼。換言之，揭示一個政治傳統並非單一的，並不等於證明其中某一種解釋沒有合法性。
這或許也是《反革命的歐洲》最值得玩味之處。洛克希望通過歷史研究削弱當代保守主義者對“歐洲傳統”的佔有，卻同時通過自己的研究證明，政治傳統本來就是不斷被佔有、重新解釋和重新組織的。反革命者能夠從歐洲歷史中發現自由、秩序、基督教、多元主義和民族共同體，當代自由主義者同樣能夠從歐洲歷史中尋找自己的先例；而當代右翼從其中挑選民族國家、基督教文明或文化共同體，也未必因為這些選擇存在時代錯置而失去其政治意義。於是，問題便從“誰才是真正的歐洲”轉化為了“誰有權解釋歐洲”。
從這個意義上說，洛克在緒言裡就三個作用作出的抉擇非常清晰、明智，他明說自己最為認同最後一個作用（第5頁）。曾短暫任職過政策顧問的洛克，或許也感覺到了思想史在解構現實政治上的侷限。他的研究意在削弱右翼的歷史敘事，但其中展示出來的傳統多元性，又限制了這種政治批判的鋒芒程度。其研究最終呈現給我們的，與其說是一把能夠直接駁倒右翼的武器，毋寧說是一片比右翼和反右翼雙方的敘事都更加複雜的思想空間。對此，思想史最強大的地方，也許不是替現實政治尋找答案，而是破壞那些自稱已經擁有答案的政治歷史敘事。它向人們宣示：沒有人可以壟斷過去。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