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我們無法親歷死亡，但又無人能置身事外。意識到“我存在”的“生”，便會意識到“我終將不在”的“死”，死亡意識與恐懼於焉萌生。死亡如牆，橫亙在人與未來之間，牆後的未知或虛無令人戰慄不已，只能在臨終時留下匆匆難盡的絮語。“臨終絮語”系列將與您共讀這些絮語，並通過採訪多位直視死亡的照護師與研究者思考死亡與臨終關懷。死亡教育本質上是生命教育，最終是要回答如何活的問題。
人類學家袁長庚曾開了五年的通識課《理解死亡》，卻坦言不算成功。他相信，發展的樂觀一度遮蔽了生命脆弱的底色，而如今我們有必要讓對死亡的探討留在舞臺中央。
海報設計 白浪
2022年3月21日，一架東航客機於廣西墜落，奪走了機上132條生命。彼時37歲的人類學家袁長庚正在南方科技大學社會科學中心擔任助理教授，空難當晚，念及生命的脆弱和無常，他告訴妻子，自己將擬好遺囑，之後每半年更新一次。同年，他從深圳移居昆明，到雲南大學社會學系任副教授，這也給他在南科大開設了五年的通識課《理解死亡》畫上了句號。這門把“死亡”這一禁忌詞彙搬上精英大學講臺的課程曾引起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而他卻坦言課程“失敗了”、留下“無數遺憾”，因為它“沒有形成一本成體系的書或是某些成型的論述”，“最後只能起點情感按摩的作用，無法形成任何有效的行動”。
袁長庚接受筆者採訪時仍強調，自己並不希望把關於死亡的課程變成對靈性或玄學的探討，他認為現代人面對死亡時要操心非常多具體的問題，而“死亡和臨終在大多數時候是社會學問題”。最初，他曾想過把課程叫做《死亡社會學》並規劃系統的學習，但等站上講臺，聽課學生的狀態以及他們對課程的理解改變了課程的氣質，教學相長間這門課被打磨成一件共創的藝術作品。
袁長庚觀察到，課程所吸引的學生有某些共同特質，他們在校園裡過著一種如數學家王虹所說的“discouraged”（沮喪）的生活，覺得自己不那麼受重視，有諸多不如意，但具體是什麼自己也無法說清道明。袁長庚不奢望一門通識課就能令同學們感同身受、生死參透，只是“期待他們可以在真正踏上人生旅途前收拾好自己的行囊，準備無法萬全，但是否開始準備有著質的區別”。
而這門課，以及對死亡、臨終議題的關注，之於袁長庚也有著個人的意義。在他7歲那年，母親因白血病去世，而年幼的他對死亡尚無知無覺，“別人哭自己也跟著哭，連悲傷都是被外界刺激出來的”。而等他開始想要弄明白死亡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整個家庭卻都在說要從悲痛中走出來，叮囑他往前看，只有他的姥姥完全不顧及這個世界，想抹眼淚就抹眼淚，但周圍人都覺得她很奇怪。這種時差感讓兒時的袁長庚陷入了一種奇怪的狀態，卻也成為了他成長為一名學者後最關切的知識對象之一，他說：“這或許是我遲來的哀悼，也是我處理喪失的一種方式。”
時隔四年，袁長庚已邁入不惑，而他的遺囑仍是四年前寫好的原樣，“最近幾年沒發生什麼新事，也就沒啥可更新。我愛人知道遺囑躺在書房哪個地方，如果有一天我發生不測，她隨時可以打開”。對於死亡這一終局，他沒有特別的恐懼或擔心，他說：“在我有限的人生當中沒那麼多遺憾，難說有什麼大成就，但也對得起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工作者，我留在世界上有限的東西會找到自己的讀者、構成新的可能，生前如此，死後亦如是。人到中年，如何與生命難以避免的下坡共處，如何設想有一天自己不再為這個世界所需要，又如何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安頓身心，反倒成了新的功課。”
或許正如《理解死亡》課程的英文名“Death & Dying”所提示的，值得我們關注的不僅僅是作為終點的死亡（death），還有邁向死亡的整條路途（dying），袁長庚說：“死亡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因而我們都在過程性地處理各種問題，包括重組社會關係、重塑人生價值等等。嚴格意義上說，我們每天都處在臨終狀態，誰能百分百肯定地說，明天自己一定能醒來？”
以下為訪談實錄。
生命底色重回視線
《將死亡帶回生活》藝術展第四站最近在上海開幕，展覽的學術顧問景軍教授在開幕辭裡寫，“（展覽）意在打破一種根深蒂固的禁忌”，也即“死亡”。袁老師您關注轉型社會中死亡概念的重構，您覺得國人對於死亡的態度有哪些轉變，現在還是一種禁忌嗎？
袁長庚：很難談中國人對死的整體性感受，因為並不存在一個單一的態度。古時候，國人對死亡也沒有那麼忌諱，籠統說中國文化的話，有時和死亡的關係堪稱親密。即便今天，有些地區的老人仍會為自己準備壽衣棺槨。但如果把語境限定在中國近幾十年現代都市裡的生活，我們對死亡確實是既迴避也陌生。
您說中國文化和死亡有時親密，那您會如何理解孔子所說的“未知生，焉知死”？
袁長庚：在現代漢語的語境裡，這種表述時常讓人覺得儒家文化在避談死亡，但我覺得也可以換個角度看，其實我們對死亡的理解和處理取決於我們對生命的理解和處理，那就不是一種迴避，而是一種先後順序。史書也記載了孔子臨終時夢到自己坐奠於兩柱之間，七日而沒。所以他也不必然迴避死亡，只是強調談生是談死的前提條件。其實，不論東方、西方，有志於死亡教育的人都共享著一個基本共識，即死亡教育本質上是生命教育，最終是要回答如何活的問題。
近年死亡的公共能見度似乎在提高，比如您的《理解死亡》課程與相關的媒體報道，又比如和死亡相關的藝術展、咖啡館、體驗館等等。
袁長庚：你的觀察很準確，我也有一樣的感受。比如我的學生，他們對死亡問題的興趣，甚至主動來談論死亡，也是最近幾年在增多。
其中一部分原因和年輕一代的心態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程度有關。此前的二三十年裡，經濟處在高速增長期，整個社會都是樂觀的，大家都覺得日子可以一天天過得更好，而這種心態恰恰是迴避死亡的文化之所以成立的前提。當下人們熱議經濟下行，意味著絕對昂揚向上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生命的底色又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線——人會變得脆弱、變得暗淡，人生到了高點後自然會下滑。不僅是死亡，其他諸如衰老、照護、去人類中心、跨物種、生態保護、生活美學革新等一連串議題，都在這個時代背景下湧現。
我認為，這反而是常態的迴歸。之前那種過於樂觀、意氣風發的姿態裡，帶著一種對現代性本身的信心乃至盲信，如果把時間放長、視野放寬，這都是人類史上一個少見的狀態。當這重濾鏡褪去，年輕一代會想，我們有沒有可能探討一下如何理解生命失敗的、下坡的、脆弱的暗面？
比起思考其他生命的暗面，開啟死亡意識似乎還是更難一些？
袁長庚：很大程度上可以這麼說，一個人在具體的生命歷程中激活死亡意識確實需要特定的契機，例如親歷身邊人的死亡，或是見證地震、海嘯、墜機等天災人禍。因而，不論文學、藝術、哲學還是社會科學，思考者的任務就是為人們儲備一些思想成果和必要的工具。死亡教育並沒有標準答案，也不會教人如何洞穿死亡的一切，但當一個人要做重要的抉擇，或是想要思考人生意義和價值時，死亡都是一個很好的支點——在離開人世時，你願意留下什麼？甚至，會為了什麼主動赴死？
我在課上專題討論過“犧牲”。我們很容易把倡導珍惜生命、熱愛生命的課程理解成生活裡的一切都是為了保全自己，為了活得更健康長壽，為了能夠不死。但當我們想到那些因公殉職的禁毒鬥士、英勇就義的革命烈士就會明白，不論生或是死，都很難單獨地確定其價值。當我們不再籠統地裁定健康活著是絕對的好，就能把生命的複雜性帶回討論的視域。
僅憑“真”無法解決價值問題
不論人類學家歐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還是心理學家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都斷言死亡恐懼普遍存在。您也曾提過，對於死亡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在知識上完全覆蓋它，因而無法靠理性一勞永逸地擊敗它。這是否意味著，當我們開啟了死亡意識，情緒性的恐懼總會如影隨形？
袁長庚：死亡恐懼有很多種，很多人怕的並非死亡那一刻，而是在邁向死亡時被逐步剝奪的感受——隨著身體機能逐步下降，臨終者越來越無法享受生命，越來越成為旁人的累贅，同時也愈發失去控制感和自主性。
我們對死亡本身的恐懼一樣也有很多原因。首先，死亡絕對未知，我們從未聽過任何從彼岸世界傳回的消息，任何人都無法為死後去處找到確切的證據。有時候，這種絕對未知比疾病還要折磨，因為面對疾病我們尚且有病友的經驗分享，還可以透過醫療手段和人文照護來緩解苦痛，但死亡卻是一個絕對的黑箱，任何理性的目光都無法穿透它。
另外，死亡是對生命的終極否定。在死亡面前，一個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都得不到任何可靠的保證。這也是為什麼古時君王要在自己的墓穴裡把一生的榮華富貴復刻一遍，他接受不了自己所擁有的這一切終成鏡花水月。
《當呼吸化為空氣》，[美]保羅·卡拉尼什著，何雨珈譯，貓頭鷹文化｜浙江文藝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進入臨終狀態時毫無恐懼和顧忌的人雖不能說絕對沒有，但肯定還是少數。我常推薦《當呼吸化為空氣》這本書。作者保羅·卡拉尼什是美國醫學界冉冉升起的新星，卻在35歲時被確診為四期肺癌，不到兩年便離開人世。作者在書裡誠實地記錄了自己的心路歷程：作為一名青年醫生，他曾是堅定的無神論者，但在患癌之後，他重新閱讀宗教著作，與妻子重新參與教會生活，並在直面疾病和死亡的過程中，重新思考信仰、愛與生命意義。其實，人到了這個階段，陷入無助和不知所措是常見的狀態。
也有人堅持生命是個物質過程，朱銳在《哲學家的最後一課》以及埃裡克·賴特在《一個社會學家的臨終筆記》裡，不約而同地認為，自己死後就是從有機體迴歸無機物，復歸星塵。
袁長庚：2023年，著名畫家黃永玉離世，享年99歲，他在遺囑裡強調，任何人都不準取回他的骨灰，就當作肥料回到大自然。我非常欣賞這種了不起的勇氣，但如果希望大家都能以這種純唯物的態度去直面生死，其實是一種奢望。人的自我意識與死亡恐懼息息相關，一個對生死特別敏感的人，往往也是對自我特別敏感的人，TA其實不太容易接受塵歸塵、土歸土，無法去想象自己幻化為原子、與光同塵。
我們常說“真、善、美”，“真”當然是支柱之一，但僅憑“真”無法解決價值問題。詩裡寫，“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但如果用天文望遠鏡看到高清的月亮，實則土坑遍野、荒涼一片。倘若死亡之後不過一把火、一抔灰，人類就只能靠豐富的想象力來接受這個殘酷的真相，至少不讓恐懼走向極端。
這並非意味著我們必須去證明某種宗教信仰或靈性皈依，藝術、美學、哲學裡都承載著人類豐富的想象力。當一個人開啟了死亡意識，TA會更深刻地理解什麼是哲學、什麼是美學，它們作為人類文明重要的底色，就是幫助我們對抗死亡取消生命時所帶來的虛無感。
真正的問題是，當下我們沒有給臨終和死亡問題留下足夠多的探討空間。隨著AI和具身智能的勃發，又興起了以技術征服疾病和死亡的思潮，我並不否認技術發展可能會極大緩解生理性苦痛，但因此再次樂觀地遮蔽死亡問題就得不償失。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讓我們形成了許多問題只要積累物質財富、提高技術手段就能迎刃而解的思維習慣，但我們必須正視死亡，讓哲學、審美、價值、觀念這些元素有機會也停留在討論的中央。
現代人要操心許多具體而微的問題
某種程度上，前面提到的朱銳和埃裡克·賴特這兩位學者在臨終時以寫作、對談創造了一種從容赴死的可能方式。這種克服死亡恐懼的方法是否具有普適性？
袁長庚：知識分子如果在臨終時有什麼特殊性的話，那就是他們確實可以通過重新整理自己的生命敘事來克服邁向死亡過程中的無力感，在已然失序的生活中抓到一個支點。此前或許還想著如何評上教授、怎麼寫一本傳世之作，但在死亡面前這一切都脫落了，反而讓真正的哲學家狀態得以浮現。
直面死亡來重塑自己，這其實也是在創造新的敘事，確實可以克服很多恐懼。不過，如你的舉例，兩位學者對生死的思考是高度明晰的，這就涉及到“able”（能力、能否）的問題，因為大多數人在臨終時更多處於慌亂的狀態，無力完成如此清晰的表述。
那麼對於普通讀者而言，他們留下的作品裡有哪些思想資源值得我們去借鑑？
袁長庚：說實話，我個人認為其借鑑意義比較有限。前面我們談過，一個人開啟死亡意識往往需要一個契機。平日裡，只有那些對死亡已經有些意識，或是習慣有反思精神的人，才比較容易讀得進這些作品。
更多時候，死亡其實是個社會學問題，每個人的死，都是與醫療、福利、法律、親屬等諸多制度漫長共處調適的過程。當一個人罹患重症絕症，TA首先會嘗試求醫問藥，就涉及到醫療資源分配的問題；TA還要處理自己的工作、醫保報銷，和公司組織、福利制度打交道；臨末，TA可能還得思考遺產、遺囑等財務和法律問題……只有一切喧囂褪去，TA才會停下去想意義、價值，去梳理自己的一生，去意識到並處理死亡恐懼。
這其實是一種比較奢侈的狀態。當我們談這件事，往往腦海裡構想的是一個有死亡意識、有過類似思考的人，獨自在懸思這些問題。然而事實是，人在臨終時會處於複雜的社會關係和情感交織的網絡，死亡恐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現代人要操心非常多非常具體而微的問題，例如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如何處理？這對一些人或許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可能對另一些人則是茲事體大的要事。
對於這些死亡的社會學問題，我們又可以思考哪些社會學的解法？
袁長庚：以社會學談論死亡，歸根到底是在談我們到底希望有怎樣的社會支持，不論是社會關係、制度，還是照護意義上。以這兩年討論比較多的安寧療護為例，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盈利的行業，那麼，資源從何而來？誰來開展這種照護？國家和社會在這個行業上的關係如何平衡、如何理順？
再舉個例子。今年我和一個在北京做新式殯葬服務的朋友聊天，他提到想舉辦新型的告別儀式，但遇到了問題。如果有人想辦一場非常私人、不循規蹈矩的溫馨告別儀式，要去哪裡呢？民政系統下的殯儀館，給到家屬舉辦追悼會的總時長就一個小時，雖然有一些定製的空間，但整體上設有很清晰的標準流程。而飯店、酒樓、會所等商業機構，也不會把場地租借給“不吉利”的喪葬儀式。這不是價值觀是否做好準備的問題，而是關乎場地、空間、政策的社會資源分配問題。
《陽光小美女》電影海報
我在課上給同學放過電影《陽光小美女》，其中有個橋段，這家人在巡演中爺爺突然去世了，但他們不能把遺體裝在車上到處跑，必須要把他先處理掉，這就是現代人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不只是死亡，把任何一個話題變成討論和思考的對象，都是多少有些奢侈的事情。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特質是，我們每個人尤其是都市中生活的人，就像內嵌於一部精密運轉的複雜機器之中，並沒有太多餘裕去把鏈條停下，盯著其中一顆齒輪，把它當作一個心靈哲學問題思考它為什麼這麼轉。現代人的死亡亦是如此。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