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征:世紀前衛與全球當代》,魯明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6年8月出版,352頁,98.00元
1989年的“大地魔術師”與1993年的第四十五屆威尼斯雙年展,常被視為中國當代藝術走向世界的重要節點。這種敘事雖有其依據,卻容易把世界想象成一個早已成形、等待中國進入的空間,將全球性理解為獲得西方藝術體制的承認。魯明軍的《遠征:世紀前衛與全球當代》試圖改變這一認識。在他的筆下,中國藝術與世界的往來貫穿整個二十世紀;流轉其間的,除了風格與形式,更有驅動藝術行動的思想與觀念。中國藝術的歷史由此與世界前衛的歷史交織在一起。全書的抱負,也正在於從這些交織處重新落筆,使中國當代藝術成為理解世界藝術的一種方法。
1989年“大地魔術師”展覽現場,巴黎拉維萊特大廳。
1989年“大地魔術師”展覽現場,巴黎蓬皮杜中心。
在2020年出版的《美術變革與現代中國:中國當代藝術的激進根源》中,魯明軍已嘗試將中國當代藝術放回現代中國的變革之中,追索其激進思想與行動的歷史來路。《遠征》接續了這一追問,進一步將前著已涉及的域外關聯推至論述的中心,著力考察思想如何在不同地域間流動、轉譯,並在新的語境中發生改變。兩書之間,既有問題意識的延續,也有歷史視野的拓展:中國仍是作者的問題所在,但解釋中國的尺度卻發生了變化。
魯明軍著《美術變革與現代中國:中國當代藝術的激進根源》
“世紀前衛”與“全球當代”正是這一變化的概括,也由此構成了貫穿全書、縱橫交織的兩條主線。沿著歷史前衛、新前衛直至當代的脈絡,魯明軍辨析了前衛的承續、斷裂與反覆;而不同地域的藝術實踐,又在跨國的往來與碰撞中結成對話的網絡。兩者構成了相互校正的歷史視角。若只依循西方藝術的線性敘事,中國藝術容易被寫成遲到的模仿;若只是將各地藝術並列呈現,革命、戰爭、意識形態對峙以及跨國流通背後的權力不平等又可能退為背景。魯明軍試圖保留這兩條線索交織時的張力,使前衛的歷史仍能向當代提問,也使當代的差異重新打開前衛的定義。
這種縱橫交織的歷史書寫,勢必要跨越藝術研究內部那些習以為常的邊界。西方藝術理論、中國近現代美術史與當代藝術實踐,常在各自熟悉的材料和語言中展開,彼此雖不乏徵引,卻未必真正相通。研究理論者未必熟悉中國藝術的歷史肌理,埋首史料者往往疏於回應當代現場的紛爭。魯明軍兼具藝術史研究者、批評家與策展人的身份,常年往返於這些領域之間。他從現實中帶回疑問,又以史料反過來動搖現實中的成見。不過,支撐這種往返的,遠不止寬廣的知識面,更有對藝術行動及其變革力量的持續追問。而觀念也成為他越過風格和媒介界限,追索不同實踐背後思想動力的切入口。於是在他的筆下,康有為的碑學與魯迅的木刻,可以和歐洲前衛共同進入“氣”與“力”的討論;克萊因、日韓前衛與中國藝術家的實踐,則因“無”的問題發生聯繫。
1958年4月28日,伊夫·克萊因在巴黎伊里斯·克萊爾畫廊《空》展開幕現場。
白髮一雄《挑戰泥土》,1955年第二次實施。
這樣的聯繫,部分得益於寫作本身。魯明軍談及跨時空的藝術史寫作時說:“這種寫作的重心不在於去探尋每件作品的深層意義,而是在於勘探它們之間的關係。”通過材料的並置,那些未曾發生直接接觸的藝術經驗也能彼此發問,作品之間的呼應與差異,由此打開了新的解釋空間,讀者的理解也隨之改變。對於這種寫作方式,魯明軍稱之為“策展式寫作”,但我更願意視其為一種“蒙太奇式寫作”。
這種寫作可以追溯至本雅明的“文學蒙太奇”。在《拱廊計劃》中他讓引文、札記與都市生活的殘片重新組合,使往昔與當下結成“辯證意象”:過去在當下變得可讀,當下也因過去的介入而受到質詢。與之相通,瓦爾堡的《記憶女神圖集》將古代雕塑、文藝復興繪畫與現代報刊圖像納入不斷調整的組合,追索姿態及其承載的情感如何跨越時代,在新的處境中復現與變形。魯明軍曾坦承自己受瓦爾堡與佈雷德坎普的影響。在他看來,材料的並置“不是合併同類項,而是為了製造更多的‘縫隙’”。不僅如此,這種跨時空的碰撞與相互激盪本身便具有推動和改變敘事的能動性。由此觀之,“蒙太奇式寫作”不僅是一種寫作方式,更是一種認識歷史的方法,其深層訴求在於激活歷史經驗中尚未被窮盡的可能性,使其重新介入當下。而魯明軍寄寓其中的期待,則是藉助不同藝術經驗的重新相遇,辨認那些曾經推動藝術行動、又可能在當下被重新喚起的思想力量。更直白地說,這種思想力量就是前衛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言,前衛從未退場,而且“一個更新的前衛時刻正在到來”。
瓦爾堡著《記憶女神圖集》
2020年《阿比·瓦爾堡:記憶女神圖集》展覽現場,柏林世界文化宮。
瓦爾堡《記憶女神圖集》第39號展板重構局部
不過,《遠征》中有些聯繫讓人豁然開朗,有些則仍有推敲的餘地。實際接觸、相似的歷史條件與寫作中的材料並置,各有不同的解釋限度。例如,“尾聲”部分將南宗、南方敘事與“弱普遍主義”、關懷藝術相聯,將北宗、北方藝術與前衛的英雄主義相聯。然而,董其昌推尊南宗,著意確立的是文人畫的正統;格洛伊斯所謂的“弱”,揭示的則是前衛的普遍性權力。從文人畫的業餘身份到藝術的非專業化,其間的分歧恐怕遠大於表面的相似。
“蒙太奇式寫作”在打開解釋空間的同時,也使論述呈現出一種“星叢式”結構。以第六章為例,作者從“水體”與“母體”談起,繼而牽引出超現實主義的“夢”與“巫”,又延伸至生態殖民主義、原始主義與泛靈論。材料不斷擴展,問題的重心也隨之移動,旁生的線索逐漸生長為新的論述中心。正如魯明軍自己所言,“藝術(史)的動力與能量,恰恰源於這些不斷生成的裂隙之中”。但裂隙不斷生成,思考是否也隨之深入?新的聯繫接踵而至,讀者固然不斷獲得旁通的啟發,但貫穿其間的追問也可能在反覆轉向中漸漸退至遠處。
不過,這些遊移,與其說是寫作的疏失,毋寧視為蒙太奇式寫作的另一面,某種程度上也是作者的選擇。魯明軍在“序論”中坦言,“本書的目的並非撰寫一部新的中國當代藝術史”,對他而言,“打開問題的面向、探索敘述的路徑比一部新的藝術史更為重要和迫切”。在這一點上,本書無疑達到了目的。更進一步說,這種訴求及其相應的寫作方式,也反映出魯明軍與上一代研究者的差異:他接續了前人的問題,同時改變了發問的重心。
高名潞著《意派論:一個顛覆再現的理論》
從85新潮中走來的那一代研究者,親歷了西方理論的湧入與中國藝術的出海,一個問題始終縈繞在他們心頭:若是西方的闡釋不盡如人意,中國能否提出自己的方案和理論體系?這種焦慮,似乎逐漸凝結為一種理論上的執念:從中國思想傳統中提煉出某種原則,以此確立一套有別於西方、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高名潞的“意派”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嘗試。在其構想中,“意派”不僅能夠解釋作品,還應成為貫通藝術創作、批評與藝術史研究的方法。這一建構“不是為了融會,而是為了區別於西方‘再現’傳統”。可以說,這一代學人雖深受西方理論的滋養,但與西方及其主導的全球體系卻處於一種競爭乃至對抗的關係。他們曾嘗試“另起爐灶”,訴諸的卻是帶有強烈現代思想印記的體系建構。然而,問題或許恰恰在此:在元敘事已失去普遍說服力的當代,任何試圖以統一原則統攝歷史與當下的理論體系,都難以充分解釋不斷變化的實踐,更遑論揭示其背後的動因。與之相對,魯明軍這一代人則放棄了這份雄心。相較於為中國藝術另立一套體系,或重寫一部藝術史,他更願意追索不同藝術行動之間相互激發的力量。相應地,他的寫作也更接近後現代式的開放與斷裂,讓敘述在材料的相遇中不斷調整,而不急於為它們安排一個統一的歸宿。
杭春曉著《縫隙中的航道:二十世紀中國畫家的主體際遇》
在同時代人中,杭春曉與魯明軍的寫作或可並置而談。兩人有著相似的經歷和身份,且在學術志趣上也構成了某種對話。表面看,魯明軍聚焦當代,杭春曉更專注於近現代美術史,但後者的追問仍指向當下。在《縫隙中的航道:二十世紀中國畫家的主體際遇》中他提出“文本再閱讀”,追問歷史人物如何被不同的敘述塑造,以及這些敘述又如何支配後來的理解。考辨由此通向對研究者自身的反省:我們何以接受某種敘述,又在不知不覺中繼承了怎樣的問題與判斷?這與魯明軍借歷史材料動搖現實成見的訴求實則相通。兩人都希望讓已經固化的認識重新成為問題,使歷史研究獲得介入當下的力量。在寫作方式上,兩人雖有顯著差異:杭春曉把個案編排為“幕”與“場”,在文本的互證與牴牾中逐層拆解成說;魯明軍則更多借助跨時空的並置,讓新的解釋在不同藝術經驗的碰撞中生髮。但他們的不同恰恰反映出某種共性:對既有學術寫作模式的不滿與突破。對他們而言,新的寫作方式與新的問題意識是一體的,或者說,互為表裡。
更進一步說,這種寫作上的呼應,源於某種更底層的共識,即如何看待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在高名潞等人的理論建構中,中國思想傳統承載著確立藝術主體性的期待,他們希望從中找到足以回應乃至改寫西方理論的根據。魯明軍與杭春曉則更關心,中國與西方如何在歷史往來中相互塑造,傳統與現代的邊界又如何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改寫。在杭春曉所說的“潮汐效應”中,中國繪畫參與西方現代藝術的知識生產,又經由後者的闡釋,改變中國藝術家對自身傳統的理解。魯明軍將中國前衛嵌入全球前衛的思想與行動網絡,同樣著眼於這些相互塑造的歷史關係。兩人的研究仍深切關心中國藝術的獨特處境,但這種獨特性,需要在具體的往來、轉譯與衝突中辨認。相較於從傳統中確立一種有別於西方的中國性,他們更願意追問,那些被歸為“中國”或“西方”的藝術經驗,如何共同參與了現代世界的形成。
不過,這裡的代際之辨,絕非厚此薄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處境與問題。高名潞等老一輩學人對中國性的堅持,有其歷史的迫切:在西方理論與制度佔據主導的世界中,中國藝術需要爭取自主解釋自身的空間。這份訴求推動了他們的理論開拓與歷史書寫,也在其中留下了特定時代的印記。魯明軍所面對的,則是中國藝術已深度捲入全球網絡的時代,跨國的藝術往來與知識流動,成為他理解歷史與現實的切身經驗。一種新的全球意識也由此生長。前人以行動與書寫打開的空間,成為後來者繼續思考的起點;那些未獲解決的問題,也在新的處境中改變了面貌。魯明軍的寫作正是將既有的追問進一步展開,其中的質疑與修正,恰是接續前人努力的方式。
《遠征》重提前衛,所要發掘的,正是過去的思想與行動中潛藏的未竟之力。如何在新的語境中將其重新激活,始終牽動著魯明軍的寫作。在與筆者的一次交談中,他曾談到,這本書的用意在於拋出問題。筆者則希望,它能像一枚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應有的漣漪;也期待新的追問與寫作,從《遠征》開啟的縫隙中不斷生髮,開出一條條新的航道。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