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席，足以改變以色列組閣的算術，卻未必足以改變阿拉伯政黨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
11月10日，在位於耶路撒冷的以色列議會，正直黨領導人加迪·埃森科特在第26屆議會開幕當天參加黨派會議並發表講話。新華社 圖
11月8日，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正式授權正直黨領導人、國防軍前總參謀長加迪·埃森科特組建新政府。在此前的黨派磋商中，埃森科特獲得67名議員推薦，其中包括兩大阿拉伯裔政黨的19名議員；內塔尼亞胡僅獲46名議員推薦。這是內塔尼亞胡長期執政以來，首次在組閣授權環節被總統“跳過”——儘管利庫德集團仍是議會第一大黨，赫爾佐格依據的是“最有希望組建政府”的法定標準，而非“第一大黨優先”的政治慣例。
根據以色列中央選舉委員會11月4日公佈的正式結果，在10月27日舉行的議會選舉中，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右翼陣營獲得53席，較選前的68席明顯縮水；埃森科特領導的反對陣營獲得48席；聯合名單和聯合阿拉伯黨（拉姆黨）分別獲得11席和8席。在120席的議會中，任何一方要跨越61席的組閣門檻，都繞不開阿拉伯政黨。然而，創造歷史紀錄的19席，至今仍是一種有待兌現的政治力量。
19席是如何煉成的
阿拉伯政黨此次崛起，首先來自選民動員。據新華社援引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數據，阿拉伯地區投票率由2022年的53.2%升至約77%。治安惡化、住房與地方建設投入不足、針對阿拉伯公民的歧視性言論，以及加沙戰爭帶來的衝擊，共同推高了投票意願。聯合名單的重新整合，也降低了選票分散和未能跨過選舉門檻的風險。
更深一層看，19席是阿拉伯政治力量數十年積累的階段性結果。以色列阿拉伯公民約佔全國人口五分之一，其中許多人同時具有以色列公民身份與巴勒斯坦民族認同。1966年以色列取消對阿拉伯公民的軍管後，這一群體才真正進入常規政治生活；上世紀80年代，獨立的阿拉伯政黨開始登上議會舞臺，但長期被視為“永遠的反對黨”。2015年，多個阿拉伯政黨組成聯合名單共同參選，一舉獲得13席，成為議會第三大黨團；2020年，聯合名單拿下15席，創下當時的最高紀錄。2021年聯合名單分裂、2022年阿拉伯投票率跌至低谷的經歷，則從反面證明：團結程度與動員能力，決定著這一政治力量的上限。此次19席，正是重新聯合與投票率回升疊加的產物。
19席，不等於19張組閣票
席位同屬一個群體，並不意味著路線完全一致。聯合名單更強調公民平等、巴勒斯坦民族權利和反對戰爭政策，傾向於以閣外支持推動政府更替；其領導人優素福·賈巴林對媒體的表態頗為直白——“我們不是在好與更好之間做選擇，而是在壞與更壞之間做選擇”。拉姆黨則更願意通過參與政府換取治安、住房和公共服務方面的實際成果，其領導人曼蘇爾·阿巴斯2021年曾帶領拉姆黨加入貝內特-拉皮德執政聯盟，打破了阿拉伯政黨數十年不入閣的禁忌。
兩黨此次共同推薦埃森科特，首先是基於阻止內塔尼亞胡繼續執政，而非已經就施政綱領達成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阿巴斯11月5日表示，同意解除包括哈馬斯在內所有巴勒斯坦派別的武裝。這一表態明顯是向埃森科特開出的組閣條件靠攏，顯示拉姆黨為實質性參與權力保留了更大彈性；而聯合名單則堅持“只推薦、不入閣”，意在保留議會關鍵表決中的否決權，避免為新政府的施政背書。
因此，19席不是一張可以整體兌現的支票。它既可能成為新政府的外部支撐，也可能因政策分歧而在信任投票、預算表決和安全議題上分化。
紅線不只在阿拉伯政黨一側
阿拉伯政黨難以進入權力中心，不能簡單歸因於黨派利益計算，其背後是以色列國家身份與公民平等之間長期存在的張力。
阿拉伯公民的政治訴求大致分為兩層：一層是打擊有組織犯罪、改善住房規劃和增加地方預算等民生議題；另一層則涉及公民平等、國家猶太屬性、加沙戰爭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權利。前者存在交易空間，後者更容易觸及猶太主流政黨的紅線。2018年通過的《猶太民族國家基本法》將民族自決權專屬猶太人，並把阿拉伯語從官方語言降格為“特殊地位”語言，正是這一張力的制度化表達。對許多阿拉伯公民而言，該法以法律形式固化了他們的從屬地位；對猶太右翼政黨而言，國家的猶太屬性則是不可談判的底線。
內塔尼亞胡及其極右翼盟友明確排斥阿拉伯政黨。授權儀式後，內塔尼亞胡立即發表視頻講話，將當前組閣安排定性為“國家災難”，重申阿拉伯政黨“支持恐怖主義、否定以色列猶太國家屬性”。
這種話術並不新鮮：2015年選舉日，他曾以“阿拉伯選民正成群結隊湧向投票站”動員右翼基本盤；但在2021年的政治僵局中，他又曾嘗試爭取拉姆黨的支持。排斥與拉攏之間的切換說明，阿拉伯政黨被排斥的程度，往往取決於內塔尼亞胡的政治需要，而非一成不變的原則。
埃森科特陣營雖然接受阿拉伯政黨的推薦，卻仍未就正式合作形成一致立場。埃森科特要求潛在夥伴承認以色列為猶太國家、接受服役義務，並同意瓦解哈馬斯的軍事與統治能力；其11月6日的公開措辭較此前的“摧毀哈馬斯”有所緩和，為談判留出空間。但其重要盟友、“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領導人利伯曼11月8日再次反對組建依賴阿拉伯政黨支持的少數派政府。在四黨組成的反對陣營中，除左翼民主黨外，其餘三黨均反對與阿拉伯政黨正式結盟。
由此形成的關鍵障礙，不只是阿拉伯政黨願意接受什麼，更是猶太主流政黨願意承認什麼：阿拉伯公民選出的代表，究竟只能用於阻止某一屆政府，還是能夠成為正常的治理夥伴？
制度放大僵局，卻不製造排斥
以色列實行議會制和政黨比例代表制，政黨須獲得至少3.25%的有效選票方可進入議會。這一制度為社會中的不同群體提供了表達渠道，也造成議席分散，使聯合政府成為常態，政府要維持穩定執政通常需要至少61席。
不過，選舉制度本身並未規定阿拉伯政黨必須被排除在外。上世紀90年代，阿拉伯政黨曾從外部支持拉賓政府，為奧斯陸和平進程提供了關鍵的議會支撐；2021年拉姆黨入閣，也說明合作並非制度禁區。真正的限制來自政治紅線：制度把阿拉伯政黨送進議會，聯盟政治卻可能把它們擋在政府門外。
這一機制在當前表現得尤為清楚。67名議員推薦埃森科特，不代表67名議員都已承諾支持同一份聯合協議。依據《基本法：政府》，埃森科特擁有28天組閣時間，必要時可延長14天。若組建少數派政府，阿拉伯政黨可以選擇支持或棄權，使其在信任投票中過關；但政府成立後，預算、兵役、戰爭與定居點政策仍可能使合作隨時破裂。
另一條路徑是爭取極端正統派政黨入閣：此次總統磋商中，原屬執政陣營的聖經猶太教聯盟未推薦任何人，顯示宗教陣營並非鐵板一塊；但埃森科特主張的“平等服役”改革恰恰觸及極端正統派的核心利益，交易空間同樣有限。此外，埃森科特在授權儀式上公開向利庫德集團拋出橄欖枝，條件是“與極端分子切割”並由其本人擔任總理，實質是在不與內塔尼亞胡直接結盟的前提下拆解利庫德陣營。
若上述路徑均告失敗，組閣權可能轉交其他議員，甚至再次觸發大選，內塔尼亞胡則可在新政府成立前繼續擔任看守總理。2019年至2022年間，以色列曾因政治僵局在三年內舉行五次選舉，內塔尼亞胡也曾以看守總理身份執政超過一年。這段記憶提醒各方：組閣授權只是僵局的開始，而非結束。
從“影響結果”到“參與治理”
就此而言，阿拉伯政黨的權力並非“沒有增加”。它們已經獲得了過去少有的否決能力和議程影響力，足以改變組閣路徑；尚未確定的是，這種影響力能否轉化為治安、住房、教育和公民平等方面的可兌現成果。對阿拉伯社會而言，衡量任何一屆新政府的標尺都將非常具體：街頭槍擊是否減少、住房建設是否獲得合法化通道、地方市政預算是否增加——這些才是19席最終的政治成色。
這一轉變的外溢效應也已顯現。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方面將其視為打破巴以僵局的一次機會，期待新政府能夠遏制約旦河西岸的極端定居者暴力；而埃森科特若上臺，以色列對伊朗的基本遏制立場雖不會改變，政策風格可能更為務實謹慎。阿拉伯政黨在國內政治中的分量，由此與地區局勢產生了直接聯動。
對阿拉伯政黨而言，挑戰在於把高投票率和席位增長轉化為明確、可執行的合作條件，同時避免內部路線分歧消耗議價能力。對猶太主流政黨而言，問題在於能否在不放棄各自核心立場的前提下，承認阿拉伯公民平等參與權力分配的政治正當性。
這場選舉真正揭開的，不只是組閣難題。阿拉伯政黨已經證明自己可以影響誰不能繼續執政；它們能否進一步參與決定國家如何治理，將檢驗以色列民主制度的包容性，也將影響其社會裂痕是繼續擴大，還是獲得修復的機會。
（王然，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唐夢涵，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區域國別學研究生）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