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鶴妻》裡，朱天心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妻子小薰去世後，“我”（丈夫）回到家中，逐層打開家中的抽屜、櫃子、儲物間，檢視那些妻子遺留的物品。這個過程構成了小說的全部情節：十來罐拌飯的廣達香肉醬、二十多個鮪魚罐頭、足夠吃一個多月的不同品牌的泡麵、十來件未拆封的男童內褲、一整抽屜的香皂、五六百元一條的Cannon和Martex浴巾、成箱的衛生紙、從未穿過的YSL內衣、英國骨瓷咖啡杯碟……這些物品並非隨意羅列，而是以逐層打開的偵探式結構呈現。丈夫每打開一個抽屜，都是一次對妻子消費世界的勘探，也是一次對自己無知的正視。物的清單越完整，丈夫對妻子的陌生感反而越深。
這份清單是消費社會的縮影。每一件物品都帶著價格、品牌、折扣，它們不是真正的“有用之物”，而是“消費之物”。妻子小薰的死亡，將這份清單從日常生活的背景中剝離出來，使它成為一個需要被解讀的文本，而丈夫只能以他自己作為消費者的認知框架來解讀它。
在這一過程中，朱天心描繪了消費社會中人們的消費行為是如何荒誕，而消費社會的邏輯又是如何扭曲了人格、扭曲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鶴妻》收錄於小說集《古都》中，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囤積：指向未來的匱乏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區分了“人的需求”與“異化的需求”。人的需求是有限的、自然的（飢餓需要食物、寒冷需要衣物）；異化的需求則是無限的、人為的（對稀缺的恐慌、對價格的焦慮、對“更好生活”的想象），而消費社會將有限的需求轉化為無限的慾望。
小說《鶴妻》中，小薰購買的物品全部過剩，這種過剩不是偶然的、個別的，而是系統性的、貫穿所有物品類別的。丈夫在翻檢遺物時，不斷遭遇這種過剩，不斷髮出“太多了”的驚歎。這些物品的數量遠遠超過實際需求，甚至壘疊成一種奇觀狀的囤積：廚房櫃子裡“光我們常用來拌麵的廣達香肉醬就有十來罐”，“魚罐頭也有二十多個”，“泡麵更是有一整層架子，集郵似的沒一個相同的品牌或口味，足夠核戰爆發後我一個人獨吃一個月不會餓死”，兒子多多的衣櫥裡“有十來件未拆封的，不同品牌不同價錢以及不同的購買地點”，香皂“好重的一抽屜”，“拿來洗一隻大象都可以用上一年吧”，浴室儲物櫃一打開，“立時山洪暴發似的好多包衛生紙砸在我頭上”，後陽臺洗衣機旁“好多包沒開封的洗衣粉肥皂絲”，“存貨不下於我們巷口的便利商店，陳列也很整齊，就等顧客上門似的”。這種過剩確證著現代商品的極大充裕，卻反映著一種物質匱乏的恐懼症。妻子對物質是否匱乏的感知與真實的物資供應狀況毫無關係，和真實的使用需求也並不吻合。儘管“樓下五公尺之遙就有一家統一便利商店，嫌貴，坐兩站公車就有家大型超市”，小薰卻仍然要在家中準備多到無法消耗殆盡的物資，因為她不是為了當下的、可感的匱乏而消費，而是為了一種將來時的、想象性的匱乏焦慮而消費。這種焦慮在丈夫的觀察中顯得尤為清晰：“……一塊兩塊地摳，和那麼恐慌螞蟻似的囤積著根本不可能匱乏的糧食。”
消費社會改變了那種可預期的傳統時間觀，生產出一種無限延宕的“未來”，以及這種延宕產生的不確定的匱乏感。未來的內涵變得高度抽象化，也許是下一刻，也許是幾年後，也許直到人生的終結——因而變得不可計算。這個曖昧的、無邊界的概念改造著現代人的感官體驗，由於未來也許就是下一刻，因此你勢必要進行一種溢出“當下”的消費，但另一方面，未來無限延長，在這個維度上，匱乏永遠存在。因此，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不夠、會遭遇處於“未來”中的匱乏。而消費主義暗示你，未來必定會產生某種需要，而只有預先的囤積才能阻止這種需要變為災難性的匱乏。
就像兒子多多才三歲半，小薰已經為他準備好了“小自四五歲，大至青春期的男子尺碼都齊全”的內衣，她在購買時想象的是一個未來的孩子，而由於未來不再是一個確切的時間節點，永遠指向下一個“未來”而不會成為“現在”，對未來的匱乏的準備也永遠無法完成。所以小薰只能在等待的過程中不斷囤積，但“未來的多多”永遠不會以她想象的方式到來。而“匱乏”是永遠無法被最終滿足的，小薰買下的商品遠遠超出了日常的消耗額度，但她仍然在繼續買，因為還有“更便宜”的、“更好”的、“更新”的。就像小薰不斷重複地購買清潔用品，只因它們有無限細分的功能：“有一公斤、三公斤裝的不等，有號稱去汙力特強或無磷無公害的，還有大瓶小瓶的柔軟精和毛寶浣麗冷洗精等，有上貼特價品標籤的，有買一送一或附贈洗碗精及進口香皂的”。消費對象永遠無法滿足小薰的慾望，反而因為其累積的過剩，在等待“未來”的過程中磨損著自身，最終變為徹底的無用之物。而對小薰來說，生活不再是當下的、即時的生活，而是一種為未來準備著的生活。
但這並不是由於小薰的盲目，而是這種“匱乏”的感受已經變得無處不在、不可避免。消費社會通過廣告、限時促銷、折扣等機制，不斷向消費者提示著一種人為製造的“未來匱乏”的預期：如果你不現在買，你就錯過了；你現在不買的東西，到未來都會需要，如果你不囤積，到未來就會不夠。小薰在百貨公司週年慶買了一樣“八折再八折”的東西、“買兩盒送一盒”的蛋糕，“三折價買到一雙零碼名牌休閒鞋”，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為了解決真實存在的需求，而是出於“不買就虧”的恐慌。
這種恐慌是時間性的，它讓你覺得“現在”是唯一的購買時機，通貨膨脹將是“未來”唯一的趨勢。於是你“現在”必須買，為的是避免“未來”的後悔。消費社會把“未來”變成一個你如果不現在行動就會降臨的威脅。小薰的消費和囤積行為中，充滿了通貨膨脹的日常敘事和“未來更貴”的預期。她囤積襪子和香皂，是因為“臺幣升值和進口關稅降低”，她買了某個家電立馬又買另一個功能重疊的，是因為“關稅降低不買划不來”。這種“未來更貴”的預期，讓“現在”變成了一個必須抓住的機會窗口。你如果不在“現在”購買，你就要在“未來”付出更高的代價。這種預期將消費從一種選擇變成了一種義務，似乎你不買，就是對自己未來的不負責任。
圖片由AI生成
比價：理性的，非理性的
小薰最常做的消費行為其實不是買，而是比：“我漸漸十分肯定小薰的購物習慣：若發現有比她已買了的貨品還便宜的東西，她一定會補買很多，以使損失減至最低，若繼續發現還有更價廉的，再買，以此類推。”“不同品牌不同價錢大概是先買了貴的才發現還有便宜的，只好再買些便宜的以攤平先前的損失……”“她其實深感樂趣地遨遊在各個購物場所裡，加減乘除地比較著一袋六包的衛生紙和單包買的哪樣較划算，保衛爾牛肉汁是該買四百五十三克裝售價三百四十一元的還是一百一十三克售一百零九元的……多多催她買冰淇淋，她其實並不嫌煩地在默默心算單位價哪個品牌較便宜。”小說揭示了一種悲哀的症狀：在消費社會中，理性的比價很可能演變為一種近乎強迫式的、非理性的行為。
小薰“攤平損失”的結果是買下根本不需要的東西，她的比價越精細，浪費越驚人，她的“省錢”越努力，開支越龐大。比價已經不再是省錢的手段，而從工具變成了目的。
隨著文本展開，朱天心告訴我們這種病態是如何形成的。小薰是一個全職太太，丈夫每天正眼看她的時間“絕對比不上對辦公室裡那幾名天天換新裝換髮型的未婚女同事”，與她結婚五年卻如同陌生人，他們每天的對話除了孩子的話題，就只有“中飯吃什麼”“客飯”“電話費”“我明天會繳”這樣三五字的、無感情的機械對話。由於她的全部生活侷限於家庭內部，而在父權制的家務分工中，女性的勞動是不可量化、不可獎賞的。因此，小薰無法獨立地獲得一個合理的社會位置，無法創造自己的可被承認的價值，無法與其他人產生深入的連結。唯一被社會允許她“做主”的領域，也是唯一能使她的勞動部分可見的，就是消費決策。就像丈夫“我”所感慨的那樣，丈夫曾羨慕過的“可天天閒居家中的安適生活”，實際上卻讓她有“置身荒原之感”，以至於激發出原始的生存焦慮。
於是她把全部智力和精力投入家庭，以消費的形式來建設這一封閉領域。她“認真盤算著”“恐慌螞蟻似的囤積”“加減乘除地比較著”，在比價中獲得了一種虛假的掌控感。通過這些對數字精確到幾乎繁瑣的極端關注，她獲得了在婚姻中從未體驗過的主體性和價值感。因此，小薰的比價變成了無限循環的強迫行為，每一次發現“更便宜的”商品都讓她體驗到新的成就感，所以她需要不斷重複來維持這種體驗。同時，消費社會將節儉轉寫為精打細算，不是不買，而是要買到最划算的，並將其升格為一種美德和智慧，從而被許多消費者內化為某種道德義務，或自我證明的考驗。如果小薰沒有通過反覆的比價獲得“最”划算的那個商品，這會被理解為一種失敗、一種損失，乃至對其勞動（弔詭的消費勞動）價值的否定。這種挫敗感迫使她進入下一次更精細的比價，更努力的“攤平損失”，最終導向了更多的消費過剩。
但如果我們將視角拉開，會發現小薰的在文本內部顯得如此荒誕的消費邏輯卻如此廣泛地存在於我們的日常中。消費主義需要不斷產生需求，而“划算”本身就是一個生產機制，於是我們永遠在購買“更便宜的”的路上，滿減、折扣、促銷、退差價，在不知不覺中陷入消費的過剩。
符號：消費、擁有、成為
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寫道，消費社會的核心承諾是你消費什麼，你就是什麼，物的消費不是其使用價值的消費，而是其符號價值的差異生產。因此，消費社會並不真正滿足需求，而是生產慾望，它必須不斷地製造新的符號上的匱乏感，生產新的慾望，才能維持消費的持續增長。
《消費社會》，【法】讓·鮑德里亞/著 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折射集，2014年10月版
儘管小薰在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取向上極盡節儉，毛巾用了五年有破洞了也不換，但對奢侈品的消費卻呈現出一種暢快的慷慨。她花三千六百五十元買一件YSL內衣，買各種名牌內衣（黛安芬、媚登峰）和名牌浴巾（Cannon、Martex），用不菲的價錢買“好看的櫸木櫥……形容不出顏色的各種桌布餐巾，成套的咖啡杯碟有四組，還有各種形態晶亮的玻璃杯酒杯及紅茶沖泡器，成套或不一的西式餐盤”，咖啡杯還是進口的英國骨瓷。
消費社會通過品牌，將“身份”變成了可購買的東西。小薰消費YSL內衣，不是因為她真的想成為性感的女人，而是想通過擁有消費奢侈品的符號價值來生產一種“與普通家庭主婦不同”的身份。就像丈夫所想象的那樣，“一個尋常的陽光日子裡，她尋常地牽著多多去巷口的賣菜車買菜，尋常的家庭主婦打扮下躲藏著一顆好歡快的心，我擁有一件世界名牌YSL的內衣呢，因此與身邊尋常如她的每一個家庭主婦就不一樣了，不一樣了”。小薰在婚姻中被丈夫視為家庭主婦、“多多媽媽”，她的社會身份是普通的、沒有差異的。奢侈品消費給了她一種差異的幻覺，她擁有YSL內衣，因此與身邊尋常如她的每一個家庭主婦“不一樣了，不一樣了”。但這種差異是符號的差異而非存在的差異，是消費的差異而無法轉化為人格的差異。
但她為什麼進行這樣的消費？敘事者丈夫說，小薰買奢牌內衣或許“只是應了某些如貂皮大衣的廣告詞：一個女人一生中都想擁有的……”，買桌布咖啡杯“好熟悉的好像在哪一家百貨公司見過一模一樣的擺設方式”，並笑她“在美容院裡看太多那些看起來在教你如何過生活實則不食人間煙火的女性雜誌”。
這正是消費社會的慾望生產機制，它不生產美好生活，只生產美好生活的樣板，把“美好生活”呈現為一種可以直接購買的狀態。小薰通過購買這些適於“英國下午茶”的商品，想象地消費著一種優雅、體面的中產生活。而這些符號和樣板，都是預先設計好，由百貨公司、雜誌、廣告共同生產的，小薰這一主體對其沒有任何介入、創造和互動。但真正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恰恰是時間、精力、情感、關係這些無法被購買的東西。
而小薰購買的那些奢牌內衣她從未穿過甚至沒有拆掉吊牌，英國進口的骨瓷杯碟從沒用過。她消費它們，不是為了使用，而是為了“擁有”，以此來“成為”什麼。小薰買骨瓷杯，不是為了喝咖啡，而是為了擁有喝咖啡的可能。奢侈品的購買本身就是使用，這是一種儀式的消費。丈夫模擬著這個過程：“我拉開一張餐桌椅坐下，努力想象著一個明亮溫暖的冬日午後，陽光果真長長地照進來，照到桌上陶瓶裡野花似的黃雛菊上……然後不管需不需要，擺盒顏色最好配合桌布更好配合雛菊的化妝紙……”
電影《最愛女人購物狂》（2006）截圖
物：人與人認識的中介
丈夫在小薰死後，才第一次試圖真正瞭解她。但他不是主動想“認識”妻子，而是在妻子死後，被日常生活逼迫著去認識她。“我找不到放我內衣褲的抽屜，只好忍痛打開回憶重新溫習平日在我洗澡之前小薰的種種行徑……”他找不到內衣褲，不知道家裡的東西放在哪裡，必須通過回憶妻子的日常行為來找到那些物。接著，通過那些物的不斷堆積來重建妻子的形象。這是一個以物為鏡的認識過程，表面上是丈夫在努力理解小薰的慾望、焦慮、夢想與孤獨。但隨著文本展開，丈夫翻檢得越多，感受到的無知就越深，他發現的物越多，感受到的認識空缺就越大。
丈夫翻檢時總是發出這樣的感慨：“那她買這些又是為了什麼呢？”“我不明白她為什麼要儲存那麼多？”“我不知道印象裡節儉若她怎麼捨得花這個錢，又如何摳得下這樣一筆錢？”“我完全困惑地繼續打開下面一層抽屜並打賭猜不出其中有何物。”“我跌坐在抽屜前發起呆，愈發不瞭解那麼一個與我同床共枕生兒育女、照顧我、服侍我、熟悉到我已很長一段時間全無興趣探究的女人，是不是她也早覺得我已無可供她探究，以致她其實深感樂趣地遨遊在各個購物場所裡，加減乘除地比較著一袋六包的衛生紙和單包買的哪樣較划算……”
物作為痕跡，是不完整的，只能記錄妻子買了什麼，而不能記錄她為什麼買。丈夫通過物來“認識”妻子，但他認識的只是妻子的消費行為，而不是妻子的存在經驗。他看到內衣，知道這些內衣的品牌、款式、顏色、質料，但他不知道“那她買這些又是為了什麼呢”。他只能猜測她可能“猶疑過好多次”“敲過好幾次勇氣”“在鏡前比試”過。物的發現沒有讓丈夫更瞭解小薰，只給了他更多的問題，每一個問題都生產出更多未知。他認識罐頭的品牌和價錢，但無從推測妻子的焦慮從何而來，他認識杯碟的出處，卻無法得知妻子對理想生活的夢想。丈夫通過這些物認識的不是妻子的慾望，而是自己對妻子慾望的無知，更是對自己的“無知”。他在翻檢物的過程中，不斷髮現自己作為一個丈夫的缺席和失敗：“那些個日子裡，我到底在哪裡？在幹什麼？讓她放野牛羊似的自謀生存而還滿心以為自己是一個一手擎天遮蔽風雨的雄性……”
丈夫通過物來“認識”妻子，但這些物也是一面鏡子，它們映照出的不僅是小薰的形象，更是丈夫自己，他所建構出的小薰的形象，是被他的消費邏輯重新編碼後的妻子。小薰的非理性、虛榮、節儉、精明，乃至“傻女人”的評價，甚至她的消費習慣本身，都是丈夫根據自己對物的理解所推理出的。丈夫對小薰的認識被物徹底中介化了，他將消費物對標於妻子的真實人格，而忽略了其中種種複雜的、非個人的因素，忽略了人格並不能被物所規定。他靠自己的認知框架來填補物的沉默，而這種“填補”必然是不完整的、扭曲的、暴力的。
丈夫在小說中幾乎沒有消費行為，他不購物、不做家務決策、不知道家裡的東西從哪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參與消費社會。他的不消費恰恰是一種特權，他可以把消費完全推給妻子小薰，從而保持自己作為生產者、養家者的身份。
結尾，丈夫檢視完了妻子留下的所有物品，重新見到了妻子的形象：“核戰後的荒原，整個城市沒有燈光只有灰燼和烽煙，因此在圓大得像太陽，或許就是太陽的月亮裡，我首度見到我死去一個月的妻子小薰，雖然她一身長毛並生了牙角，但我認得出，她站在一個失了四面牆壁的百貨公司大樓裡四顧張皇著，不時仰天發出哀鳴聲。”整個通過物的認知已經結束，小薰的形象從隱形的、全然陌生的空白中浮現出來，卻也異變為非人的、絕望的、病態的獸。妻子的存在，終於徹底地、不可逆轉地獨立於丈夫之外了。在生前，妻子通過購物、囤積、比價，苦心操持著家庭和資產，卻在消費社會中陷入了一種近乎強迫的、非理性的消費怪圈，而在這一過程中積攢的哀傷，最終以一種超現實的姿態使丈夫、使我們無法迴避地看見了。
如果小薰的囤積是消費社會對人格塑造的極端症狀，那麼當這種症狀從個體的病態擴散為群體的常態時，我們還能說誰是正常的嗎？當丈夫用母獸、傻女人、囤積狂來標記小薰的異常時，他所使用的那些範疇——理性、節約、適度、划算——是否本身就已經是消費社會所提供的“正常消費者”的規範？
我們為她的“病態”感到不安，其實是在為自己的“常態”感到不安。或許，只有當這份不安足夠強烈，強烈到讓我們像丈夫最終推開落地門，看見彷彿在核戰廢墟中的母獸那樣，猛然看見自己站在某個更大廢墟的邊緣，我們才有可能在消費社會製造的、永不滿足的慾望循環中，獲得一個微弱的、轉瞬即逝的，卻是真正屬於自己的停頓。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