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生命，雖然短暫而渺小，但是偉大的一切，都是由人的手所造成的，人生在世，意識到自己這種崇高的任務，那就是他人生中無上的快樂。”
正在熱播的重大革命題材電視劇《偉大的長征》第27集開篇，呈現了一場全劇最安靜也最戳人的告別戲：紅軍準備南渡烏江之際，中革軍委二局的科員魏月樵即將調往其他軍團，臨行前特意找到副局長錢壯飛告別，希望能得到一份贈言。錢壯飛聽罷，在魏月樵的筆記本上題下了屠格涅夫著作《羅亭》中的這句名言，並把這本陪伴自己多年，長征路上也隨身攜帶的名著贈給了他。
隨後，兩人一邊收拾行李，一邊暢談起革命理想與美好未來：魏月樵盼著等到戰爭結束，能在窗明几淨的教室裡教孩子們讀書識字；錢壯飛則說自己最大的願望是能繼續拍電影，把長征這一震撼人心的壯舉完整記錄下來。令人扼腕嘆息的是，這場談話之後僅僅幾天，錢壯飛就在南渡烏江時失蹤（後犧牲）了。
很多觀眾並不瞭解的是，被譽為“龍潭三傑”之一的錢壯飛，在北平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期間，為掩護身份，不僅創辦了北京第一家電影公司——光華影片公司，還出品過我國最早的武俠電影之一《燕山俠隱》。值得一提的還有，片中出演俠客的明星胡底，在國內影壇被譽為“東方的範朋克”，而他真實的身份，竟然也是一位功勳卓著的紅色特工。
今人或許很難想象，在長征的艱難困苦當中，當年的革命者依然對勝利抱有多麼堅定的信心，對未來有過多少美好的寄望。時光荏苒，90年彈指一揮。革命烈士曾心心念唸的“我想拍紅軍的西征，我要拍我們翻過了多少座山，趟過多少條河，有過多少次戰鬥和犧牲……”60集電視劇《偉大的長征》正在交出一份莊嚴的答卷予以作答。
用影像和真實的歷史互證，讓畫面銘刻不朽的犧牲。
近日在北京，該劇導演、編劇張永新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
張永新導演片場照 受訪者提供
對話：
“哪個民族的歷史上有過長征這樣的壯舉？”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你的老家山東棗莊是有著深厚紅色底蘊的革命老區，抗戰時期也是鐵道游擊隊誕生地和主要活動區域。從上世紀90年代末從事導演職業以來，尤其是最近幾年，你接連拿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這跟家學背景、個人旨趣和積累間有什麼關係嗎？
張永新：要說關係，我從小就喜歡歷史，小時候就看《上下五千年》，也特別喜歡看近代革命史，去思考歷史細節背後的邏輯，也會去想如果將來自己做了導演，怎麼去講好中國人自己的故事。
對山東人而言，尤其是抗戰那段歷史，小時候在家裡，老輩人總會給我們講些真實發生的往過。拍電視劇《八千里路雲和月》時，我就想到爺爺曾講過的一個故事：他的好朋友因為不向日本人鞠躬，當眾被對方打掉了帽子，之後便終生不再戴帽子，多冷的天都光著頭，用這種方式表達一個普通中國人的良知和尊嚴。這種氣節和骨氣特別讓我敬佩，這就是中國人最底色的根，我們可以溫良，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絕不向侵略者低頭。劇中畢彥君老師飾演的張汝賢，他身上就帶有那位老人的影子。
《八千里路雲和月》劇照
像這樣的故事，我小時候接觸過很多，少不更事，可能一時想不通。長大後，尤其是在中戲讀書時，逐漸確立了自己的世界觀，返回頭來再咀嚼，會有一種獨特的認知：我是誰？我們中國人是什麼樣的人？我們這個民族是什麼樣的民族？這些思考和反芻肯定也會出現在自己的作品裡。
接到《偉大的長征》這個項目後，我查閱了大量的史料，經常看著文獻眼淚就止不住往外湧。一個無名無姓的紅軍小戰士，在過草地時活活餓死了，臨死前把自己剩下的那點衣物整整齊齊地疊放在身邊……我認為這就是中國人骨子裡的高貴，他坦然面對死亡，並把僅有的這點東西留下來幫助別人。我們這個民族之所以可以走到今天，正是因為有千千萬萬像他這樣的人，看似普普通通，甚至史料也沒有記下他們的名姓，可在最關鍵的時刻，身上彰顯出中國人頂天立地的精神。
《偉大的長征》劇照
哪個民族的歷史上有過長征這樣的壯舉？數來數去，我們獨一無二。而中國的長征，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這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像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為什麼要選擇這條最難、最險的路往前走？把“求解放”的飢寒者和“懷理想”的革命者們，擰成一支同甘共苦的隊伍，在圍追堵截裡戰天鬥地，為億萬萬中國人蹚出一個新的世界。我覺得這正是他們身上理想與信念的高貴和偉大。生活在和平時期，今人很難深切地去理解那代人的選擇，而這其間正蘊藏著民族精神最可寶貴的財富。我特別渴望通過《偉大的長征》這部劇的播出，把我所理解的這種精神表現出來，讓當下的觀眾也能感受到這背後的溫度和力量。
澎湃新聞：《覺醒年代》被譽為近三十年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發展史上少有的標杆性作品，作為一部歷史劇、思想劇，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它在青年觀眾群體中同樣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似乎從這部劇起，你就找到了和當下年輕人對話的方式。在該劇播出當年，你接手了《偉大的長征》項目，這兩部作品在藝術創作上有哪些連續性以及創新性？
張永新：《覺醒年代》講的是黨的誕生，很多人之前都覺得這個故事是從“紅船”開始，其實誕生的原點應該向前推至北大“紅樓”。我們在劇集中用了大量的篇幅筆墨再現了從“紅樓”到“紅船”的發展歷程，也就是經歷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淬鍊，再到1921年黨的一大召開這段時期。
劇中的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當時都是青年，他們如何完成自己的覺醒？這部戲回答的是這個問題。
到了《偉大的長征》，講述的是我們的黨和軍隊如何在生死存亡的考驗中糾正錯誤、走向成熟的過程。從時間線上看，兩部戲的確帶有承前啟後，前後相繼的意味。
《覺醒年代》劇照
在藝術創作上，我向來追求“天下好戲，唯真不破”。經過《覺醒年代》的藝術實踐，我更希望《偉大的長征》以平視而充滿敬意的視角，展現出偉大的他們有血有肉的一面，讓今天的觀眾看到他們的可親可感，這也是我們的訴求點。
《偉大的長征》海報 於和偉（中）飾演毛澤東、曹磊（右）飾演周恩來、何政軍（左）飾演朱德
在劇集中，我們利用所有的戲劇空間去展現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性格中的各個層面，既有殺伐決斷時的英明果敢，危機關頭的力挽狂瀾，也有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包括他們對於家庭、家人的愛，和同志間的友情，就和生活中的你我他沒有二致。恰恰是這樣一種有溫度的表達，我看到很多觀眾朋友，特別是年輕的觀眾朋友，他們認可接受了，作為創作者我們深感欣慰。
澎湃新聞：遵義會議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也是劇集中最重要的一場會議戲。你提出了“大遵義會議”的概念，讓這場戲不僅呈現得酣暢淋漓，更是承上啟下，讓觀眾看到了領袖的成長。
張永新：我們仔細調研了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苟壩會議、會理會議，也就是“大遵義會議”前後，每一個節點領袖們是如何思考的，融會貫通後再來拍遵義會議這場重頭戲。它必須在黨史記載的邏輯下做精準嚴謹的再現，容不得半點戲說，但這個過程的承前啟後、輾轉騰挪，恰恰是創作者的空間，要用群像表演的方式把它合理化、真情化，全景式呈現出來。編劇團隊在之前定稿的基礎上，拍攝前這場戲又反覆修改了不下六七次。
劇集中遵義會議拍攝現場空鏡圖
開會的戲，全靠對白推進，其實是最難拍的。總編劇陳晉老師專門來到橫店後，我們停機一天，把20位演員召集在會場裡，按照當年領袖們的位置、坐姿坐定後，其他主創坐在他們外圍，大家一起把每一個角色在這三天會期中的心路歷程掰開揉碎地分析。你的一句臺詞說出口，其他參會者該是什麼樣的反應？確保正式開拍時，每一位演員都處於自己角色的規定情境之中，他們的一顰一笑一個皺眉，哪怕喝水的小動作，都是符合他在那一刻該有的戲劇解讀的。因為觀眾看的是全貌，你稍微一晃範兒，狀態一猶疑，臺詞口不對心，觀眾都是能看出來的。
我特別向全體演員強調一點，遵義會議不是一己之私的博弈，是我們黨的核心領導人在為黨糾偏糾錯，齊心為黨、相忍為黨，突破敵人的絞殺，繼續大踏步地向前走。它是糾正方向的過程，這裡面不存在“小我”的盤算，而是在為“大我”的理念去奔赴，身處其間的每個人都是坦誠的，是赤誠碰赤誠，這才是遵義會議的底色，它是我們黨第一次成熟地去獨立解決自己的問題。
遵義會議之所以重要，還在於它讓全體參會者都成長了——他們在隨後革命生涯裡的性格特點，其實早在遵義會議、長征期間就有了雛形和輪廓。
苟壩會議當晚，毛澤東、周恩來在“真理小道”那場戲裡，周恩來對毛主席說，“我發現遵義會議之後，你有了很大的變化，更懂得團結同志了。”主席答道，“子珍也這麼說。”這不是我們編造的，賀子珍在回憶錄裡曾寫道，“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更加寬和、圓融，整個狀態更加積極向上。”既然我們要從人的角度來展現領袖，就不要先驗地把領袖的豐功偉績往前倒推，領袖同樣有困惑、有糾結，有實踐中不斷地修正和成長，如此才走向成熟。
形神兼備，“更要把領袖的精氣神傳達出來”
澎湃新聞：之於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作品，《偉大的長征》的出現也意味著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不再啟用特型演員。飾演領袖人物、歷史人物，我認為應該以史為據、以人為本，在此基礎之上更難做到的恰恰是“以我為主”。這次像於和偉、曹磊都是首次飾演領袖人物，談談你為何要選擇他們？
張永新：幾乎所有演員剛來劇組報到的時候，都問過我一個相同問題：導演，你為什麼選我？說實話，要飾演真實的歷史人物，演員起初對自己的外在形象不那麼自信，這完全可以理解。形似比較難，而神似則更難。從導演專業來看，創作一部戲要強調形神兼備，在選擇演員的時候，希望他們不僅僅是塑造一個形象，更多的是要把領袖的精氣神傳達出來。
於和偉飾演毛澤東
於和偉、曹磊、何政軍等老師們非常努力。首先是自發主動地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包括人物傳記、回憶錄，方方面面涉及到領袖的文獻看了非常多——這個項目幾年前我同和偉老師達成共識時，有句相互共勉的話，要在當打之年做一件問心無愧的事情。他比我大一歲，彼此激勵對方的就是心中那份對長征題材的敬畏、對毛主席的敬仰、對革命先烈的敬重。但這份感情如何落地？我更願意讓每一位飾演領袖的演員雙腳都踏在泥土上，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
確認曹磊來飾演周恩來後，第二天他就自發去到總理故鄉淮安，在那待了27天，不僅參觀故居，還和當地的老鄉鄰居們聊天，談他們各自心中總理的形象和往事，並做了詳細的筆記回來和我交流。這些功課讓演員在心理上同角色拉近了距離，在表演上找到相應的抓手。演領袖不是1:1復原音容笑貌，事實上這也做不到，而打通這條路徑的法門唯有求真，舍此無他。我說的“真”是塑造真實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他有憤怒、有焦慮，甚至有恐懼，但是他更有勇氣和定力，有視野和格局，方方面面最終是要集於一身的。
不管是開拍前還是拍攝間隙，飾演領袖的演員們無數次和我交流，怎麼走進人物內心世界？我告訴他們，不要太在意舉手投足的瞬間像不像，太在意這樣的瞬間，刻意去追求某個習慣性動作，你在鏡頭前的表演就可能造成不夠連貫，甚至支離破碎。我們要的是一以貫之的“神似”，是精神氣質上的高度貼合，呈現出此時此刻角色該是什麼樣的內心世界。這個維度的準確，只有仰賴演員的自身稟賦和辛苦付出來完成。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你也是該劇的編劇之一，非常讚賞身為導演在創作前期就介入劇本創作的工作方式。這一次為什麼要親自抓劇本？
張永新：按理說，導演應該是在劇本基礎上完成二度創作，但在《偉大的長征》這部劇裡，它的一度創作和二度創作是分不開的，必須水乳交融結合在一起。一度創作打好文本，裡面就涉及到領袖在這一刻的所思所想怎麼去呈現——有時候作為文學創作的書面語言，看起來並沒什麼障礙，但當導演在片場完成二度創作的時候，也就是要讓文字落地，通過調度把它立體化呈現出來，這時可能就會發現有差異性，甚至出現歧義，俗稱“這話怎麼不太像這個環境裡的話”。
而當我既是導演又是編劇，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接觸到一度和二度創作間的容錯空間，進而方便我在劇本階段就理順、打通該怎麼拍，要取得什麼樣效果的問題。這次很多意象鏡頭的設定，都是在劇本階段就預先放進去的，觀眾會看到某些小鏡頭裡的微觀世界，和大鏡頭的內容是相輔相成的。
《偉大的長征》海報
為什麼觀眾會盯著紅軍戰士腳上的草鞋？這是一開始我們就達成的共識：紅軍長征是草鞋上的長征。草鞋不僅僅是一雙鞋，它背後是一種精神和力量，是一個視覺符號的高度集中和概括。戰士穿著它，腳上滿是血汙和硝煙的痕跡，這樣的鞋行走在碎石之間、泥濘當中，在雪山裡、草地上，相信觀眾看到的不僅僅是鏡頭內所傳達的本體，還能夠聯想到更多喻體。
澎湃新聞：這部劇的臺詞，特別是毛主席的臺詞，很多都是明白曉暢的大白話，但細品之下歸旨無不在堅持正確的方向、實事求是與對紅軍將士、民眾的關懷，尤其是他在幫戰士們寫家書中時的那句“我想你了”，讓人拍案叫絕。
張永新：上大學時，指導老師給我們導演系學生們開具的書單裡就有《實踐論》《矛盾論》。坦白講，因為都是理論文章，第一次讀完收益極淺。隨著年齡的增長，尤其是投入到社會開始工作後，當面對個人小我的困惑時，再捧起老人家的著作品讀，常常讓我豁然開朗。這次在拍攝期間，我也常向演員們、身邊的工作人員推薦這兩本書。這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如果束之高閣那才真是明珠暗投。
回到你的問題，毛主席講究辯證的思維方式，對實事求是精神的堅守，這就是我們在創作《偉大的長征》劇本期間，於和偉所有臺詞表達總的歷史依據。比如剛才你舉的這個例子“我想你了”，劇中這句臺詞是毛主席在苦口婆心力勸博古、李德，改變西進渡過湘江錯誤決定無果後，看到一群戰士在寫家信。戰士們的情感是樸素而真摯的，但往往詞不達意，“白天也掛念你，晚上也掛念……”主席聽完就建議他不必繞彎子，直抒胸臆寫上“我想你了”。這是我們虛構的一場戲，但它背後傳達的精神是符合主席氣質的。
毛主席的偉大就在於他有著極強的共情力，這也是編劇在落筆時很重要的抓手。行至貴州境內，主席看到路邊的幹人（窮人）祖孫衣不蔽體就流下淚來，脫下自己的毛衣相贈，並說“我們要為天下幹人找活路”。主席見不得世間一切的不公平，他的人格魅力就在於此。這是黨史中有記載的故事，劇中也原樣復刻了這件內搭的毛衣。
包括在整個遵義會議期間，當博古的情緒最低落的時候，毛主席主動安慰他，勸他不要揹負沉重的思想包袱，“今天這個會是對事不對人”——不是把你批倒我來上位，而是從團結、凝聚人心的角度，大家齊心為黨，一起為黨和紅軍找出路。
再比如之後在石廂子大年夜的那場戲，一眾革命領袖吃著紅米飯、南瓜湯，毛主席說，每逢佳節倍思親，你們此時此刻都想到的是什麼？大家眾口一詞，媽、娘、母親。主席第一個講起了自己的母親——只有我們中國人才會在大年夜的時候，想到自己至親至愛的人。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偉人、領袖們何嘗不是這樣？再一個，主席為什麼要這麼做？是為了拉近彼此心與心的距離，我們在軍事理念上可能有分歧，但在這麼一個寧靜祥和的夜晚，你我他的母親有一個名字，那便是“娘”。當大家七嘴八舌發言時，主席注意到只有博古不說話，悶頭吃飯，於是就主動請他也談談自己的媽媽。主席其實一直都在關注博古，包括全劇的末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毛主席和博古間還有一次促膝長談，完成這兩個角色在劇中戲劇關係的閉環，我們下了大力氣去寫這一重場戲。
“拍長征要愛上長征，要敬畏長征，要以長征精神拍長征”
澎湃新聞:回到劇集本身的呈現，我注意到草鞋和那匹紅色的戰馬都是貫穿全劇的意象，談談你的思考？
張永新：提到長征，我們腦海裡都會浮現一些熟悉的物件，比如草鞋、馬燈、馬背……《偉大的長征》開篇第一場戲，江西瑞金的一間屋子裡，毛主席低著頭打一雙草鞋，打到一半，伸手把桌上的油燈撥亮。而草鞋、油燈和毛主席，當這三個元素放在一起，我相信所有懂中國歷史的人都能解讀出這背後的含義。到了全劇最後一場戲還會與之呼應，一名小紅軍問毛主席，以後還會不會再長征？主席回答：“人活在世上總要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無論到什麼時候，打草鞋的本事不能丟。”
《偉大的長征》海報
如你所言作為貫穿全劇的意象，這匹戰馬在紅軍的隊伍中，本身也是一個高度隱喻的符號。它曾出現在第一集開篇瑞金紅軍烈士紀念塔前，毛主席和它有一個無言的互動，這是預埋的一場戲。隨後，這匹馬見證了血染湘江，當婁山關硝煙散盡，滿身創傷的戰馬又從硝煙中緩緩走出……隨著劇情的拓展，它還會在後面幾個重大的節點裡出現，包括到收官的時候，它如何完成多次出場這一戲劇行動的邏輯閉環？這裡我不做劇透，請觀眾朋友們自己去發現。
馬是通人性的動物，儘管它不會說話，但人類的情感和故事它都能領會。這匹馬在每一個重大節點出現的時候，也是領袖的心思和狀態處在波瀾起伏頂點的時刻。令我們感到高興的是，很多年輕朋友在網上通過二創的形式，主動去解讀這個符號的能指和所指是什麼。
澎湃新聞：限於目前的劇集進展，接下來還將展現一系列戰爭場面。在戰爭戲份的拍攝上，這次有沒有一個主導的方針？
張永新：我們一開始就非常重視長征中“武戲”的權重，如果不能在視覺上做到震人心魄，讓觀眾看起來蕩氣迴腸，無疑將削弱整部劇的魅力。我們力求讓觀眾看到戰爭背後人的本體。上世紀30年代，紅軍和國民黨軍隊的對峙實力懸殊，我們是漢陽造、“九響棒棒”（土槍土炮），甚至還用著梭鏢、紅纓槍等冷兵器，敵人則是飛機大炮。在湘江之戰這樣的關鍵時刻，只能用血肉之軀去拼，這個過程中彰顯的是紅軍將士的戰鬥意志。
我向來認為，讓觀眾感動的從來不是槍林彈雨、血肉橫飛，而是在戰爭的修羅場裡一個又一個鮮活的人，他們的抉擇、奮鬥，掙扎和犧牲。戰場是死生存亡之地，它不是沙盤上兵棋推演的概念，我們力爭用鏡頭去聚焦他們的偉大人格。
《偉大的長征》海報
比如易蕩平政委為了掩護部隊渡江，喊出了“我們奔死去，給戰友們求活路”。他把生的希望留給戰友，把死的決絕留給自己，開槍自盡前，抓起一把散落在泥土中的炒米嚼在嘴裡——一個行將赴死的人，還希望咀嚼人間最後的一口溫暖，這難道不動人嗎？我們依據他周圍戰友的回憶錄，完全按照一種頂格的英雄謝幕式手法來呈現，拍出那種頂天立地的壯美感。
我們不想直接去展現慘烈血腥的場面，而是通過不同的場次，用內心戲的形式，通過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痛陳，朱總司令在表彰大會上的宣講等，前後三次回溯了他的壯舉，表達對陳樹湘同志的祭奠和追思，這種震撼的效果同樣可以直擊人心。
澎湃新聞：看史料，1960年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對話中，後者提問他一生中的“至暗時刻”是哪個時期？毛澤東回答說：“長征時的困難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內部。張國燾鬧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難。那個困難我們也克服了。我們用適當的政策，把張國燾率領的部隊爭取過來了。”對照劇集，這段戲應該是全劇的一個重點和難點，談談你的思考和安排？
張永新：長征途中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徑，也是我們這部劇呈現的重點之一，到了後幾十集，會拿出足夠的篇幅來展現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如何與張國燾的分裂行徑做堅決的鬥爭，這個過程會嚴格按照黨史的相關記載做戲劇化的呈現。我相信你會看到由李乃文老師扮演的不一樣的張國燾，這個野心家的內心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他的所作所為造成的破壞性到底有多大？劇集會給出合理的解讀。我在閱讀歷史文獻的時候，常常會扼腕嘆息，如果不是張國燾鬧分裂，被他裹挾南下的紅軍將士不至於被迫再過雪山草地，這期間造成的犧牲太大了。
《偉大的長征》劇照
我們拍出了這段歷史的真實性和殘酷性，同時也展現了絕大多數紅四方面軍的將士們，他們完全是心向中央的。處理這些戲份的時候，必須嚴格依照歷史真實脈絡做精準的梳理，由不得半點戲說放肆。
在這場鬥爭中，劇集也著力展現了中央領導集體的成熟，特別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經過遵義會議的考驗後，這一次面臨的不是外部的敵人，不是險惡的自然環境，而是黨內同志之間出了這樣大是大非的問題該怎麼處理？劇裡充分展現了毛主席的鬥爭策略，既講原則性，也講靈活性，把張國燾的個人錯誤同廣大指戰員區別開來，從而維護了紅軍的團結。這裡面也會把毛主席講到的“至暗時刻”精準到某一天的具體設定，在鬥爭最關鍵的時刻，他是怎麼度過的？無疑扣人心絃。
澎湃新聞：長征的勝利鍛造了一支黨的鐵軍。在片場，你也營建了學習型劇組的整體氛圍。怎麼把這麼多明星演員、上萬名群眾演員還有幕後工作者捏合在一塊？談談你的“治軍之道”。
張永新：《偉大的長征》開機第一天，我就向全組人員說過一番話，“拍長征要愛上長征，要敬畏長征，要以長征精神拍長征。”這幾年來，通過大家不懈努力，我們也是在踐行、落實這句話。如果沒有這份敬畏之心、愛戴之心，你眼睛裡看到的就不是真實的長征，你的表演就是浮誇的、套路化的、有隔膜的處理。
這種全身心的沉浸，也讓我在同演員和工作人員交流工作的時候，大家經常會自然而然地拿長征的事例來做比。比如碰到某個艱難險阻，我們會說這個坎兒就是“湘江戰役”，再難也要闖過去；遇到另一個關鍵節點的時候，我們會說這是“臘子口”，翻過去就是一片欣欣向榮。那麼，什麼時候是我們的“會寧”？哪個點是我們的“延安”？這些話都在活學活用，進而把長征精神內化為切切實實的工作態度。我認為這也是拍長征、學習長征、自我踐行長征精神的一條必然之路。
拍完這部劇之後，我經常和身邊的好朋友建議，假如你有合適的時間，一定要帶著孩子走一段長征路，這段路程可長可短，當你們真的一腳一腳地走過之後，我相信這段經歷會給孩子留下深遠的影響和教益。這是我自己走完長征路以後由衷的想法，也特別希望藉此次採訪把這番話送給廣大收看《偉大的長征》、喜歡這部劇的觀眾朋友們。
澎湃新聞：在你三次重走長征路的過程中，有沒有哪個撫今追昔、天人交感的瞬間最讓你記憶猶新。
張永新：90年彈指一瞬間，世事如白雲蒼狗，氣候也變幻萬千，但物理意義上的地貌環境其實並沒有大的變遷。記得我和總編劇陳晉老師第一次到毛爾蓋時，那裡地處川西北草地邊緣，從車裡下來，馬上就感到了高反，我們趕緊拿出充氧寶猛吸了幾口才緩過勁來。下午三點多鐘，太陽已經往西墜了，橘紅色的餘暉潑灑下來，風吹過耳畔，你會看到草叢的擺動就像大地在呼吸，再向遠處看，星星點點的山脈如同草蛇灰線般埋在那裡。
很多紅軍戰士在回憶錄中寫道，剛踏進草地，看到的不是一個殘酷的世界，而是一個瑰麗的世界。你所能想象出天下所有的顏色，在這裡應有盡有。他們把這個花團錦簇的世界，形容為“一條鮮花織成的魔毯”。再往下走，則用了一個觸目驚心的詞彙：死寂——行軍隊伍拉得很長，走著走著就有人掉隊落單，前後看不到戰友，左右看不到人煙，靜得只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時，那種恐懼感油然而生。很多戰士回憶錄裡都寫到了這一幕，在劇裡也有展現。
《偉大的長征》劇照
當然，今天的毛爾蓋已經有了寬闊的公路，我們是坐在膠皮輪子上過去的。記得在一處沼澤旁下車後，看到一個腐爛的犛牛頭骨，我站在旁邊和劇組同事聊天，說話間就看到那個頭骨在往下沉，它不是“轟”得一聲陷下去，而是一絲絲、一點點地往下沉。低頭還能看到頭骨附近冒著水泡，千萬年沉積的黑泥在往上翻湧……這片草地是禁止開發的，今天的草地和當年紅軍走過的草地，我以為從質的角度來說沒有改變，你可以想象草地下面還埋有戰士們的骸骨。這種感受，你不到現場去看一看、走一走？怎麼能得來呢。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