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6日至8日，第六屆亞洲學術體系的構建與發展——“區域國別學視域下的亞洲文明研究”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師範大學徐匯校區順利召開。本次會議由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上海師範大學亞洲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師範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聯合主辦，匯聚了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高校、科研機構以及學術期刊、出版機構的四十餘位專家學者，圍繞區域國別學視域下的亞洲文明研究核心議題展開深入探討。
與會者合影
本次會議主題發言分上、下兩個半場。上半場由上海師範大學康昊副教授主持，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王青教授、浙江大學歷史學院王海燕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唐利國教授先後做主題發言。
王青教授圍繞西田哲學“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邏輯的啟示和矛盾，以西田幾多郎絕筆《場所邏輯與宗教性世界觀》為中心，闡釋這一邏輯作為歷史世界與宗教世界之內在結構的思想內涵，指出西田以“平常底”與“逆對應”一對概念闡發宗教維度的自我同一，並在與西方“對象邏輯”“外在性超越”的對話與批判中建構東方哲學的內在性超越；同時也指出，其遺稿對於自力救濟的禪宗與絕對他力的淨土真宗如何“同一”、道德與宗教的關係等問題，仍留有曖昧之處。
王青教授作主旨發言
王海燕教授從“民眾佛教”視角重新檢視日本入唐僧、入宋僧與唐宋佛教東傳的關係，通過戒明傳入寶誌信仰、圓仁與成尋筆下的泗州僧伽信仰等個案指出，唐宋僧伽信仰在日本主要側重其“聖僧”性格，在佛教徒內部傳承，並未發展成日本的民眾佛教信仰。
王海燕教授作主旨發言
唐利國教授考察“武士道論”作為學術課題的成立過程，提出和辻哲郎才是近代日本武士道論展開的終點，其論述跨越戰敗而仍被高度肯定；戰後家永三郎立足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研究後繼乏人，丸山真男開創的近代主義範式則因批判性問題意識逐漸風化，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日本特殊主義的理解。
唐利國教授作主旨發言
下半場由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陳雅賽教授主持，鄭州大學外國語與國際關係學院葛繼勇教授分別以“四際分明：佛缽符號在亞洲東部的流傳”“區域國別學視域下的亞洲文化交流研究”為題作發言，從佛教符號的跨區域流傳與區域國別學的學科視角，對亞洲文化交流研究的路徑、方法與議題拓展作出闡述。
葛繼勇教授作主旨發言
主題發言結束後，大會分兩個會場各舉辦了三組討論會。中國、日本、朝鮮半島、越南及南洋等是與會學者的主要關注對象，議題涵蓋思想、戰爭、外交、貿易、知識與信息流動，宏觀視野與微觀個案並重，體現出區域國別學跨學科、跨海域的研究取向。
第一組第一場以“帝國、戰爭與近代知識建構”為主題，由《東北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馮雅副編審主持，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尹曉亮教授評議。其中，上海師範大學人員學院葉曉瑤老師以“科學史學與帝國知識：近代日本歷史學的形成與自我敘述”為題，考察近代日本歷史學學科形成過程中的自我敘述與帝國知識建構。
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鄭立菲助理研究員分析1920年代唯物史觀在朝鮮半島的傳播及其本土化邏輯，指出物產獎勵運動論爭之後，產業積累優先論的侷限日益顯現，階級鬥爭說逐步取得主導地位，歷史進步由是被賦予革命性內涵，民族解放訴求與勞動民眾自身解放訴求實現內在統一。
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王奕斐老師梳理百年來中國學界晚清中韓關係史的研究脈絡，指出在晚清外交轉型過程中，清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調整具有明顯的滯後性，並對後續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向偉助理教授以《日清戰爭繪卷》與《風俗畫報》甲午戰爭臨時增刊為對象，指出近代畫報並非僅將戰事轉寫為即時消息，而是藉助歷史追憶、名所繪式的觀看方式等既有圖文資源推動戰爭的觀看與傳播，折射出傳統文化形式在近代商業出版與國家戰爭語境中的功能轉變。
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林子博副教授以女工文集《解放的歌聲》為中心，考察戰後初期日本生活記錄運動中基層勞動女性戰爭認識的形成機制及其限度，指出其書寫既批判軍國主義欺騙與戰爭苦難，又多以自身及家庭受害經驗為中心，批判意識並未普遍轉化為對侵略戰爭責任的系統認識。
第一組第二場以“學術網絡、話語博弈與近代東亞轉型”為主題，由《社會科學》編輯部陳煒祺副編審主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宋燕鵬編審評議。其中，浙江工商大學東西文明互鑑研究院王侃良副研究員基於“地域蘭學者門人帳”數據庫，以幕末26所蘭學塾的門人記錄構建時序社會網絡，指出蘭學塾網絡雖由畿內擴展至日本全國，卻高度團簇化、跨塾知識擴散受阻，幕末洋學的主要作用在於普及西方知識、保障知識傳承的多樣性，對日本近代政治變革的直接推動作用有限。
上海大學文學院朱虹副教授聚焦1917年第三次醫學名詞審查會，剖析博醫會、留日醫學生與中華醫學會圍繞西醫漢譯的“三方博弈”，指出博醫會引入中國籍代表、留日醫學生主導審查草案編纂、中華醫學會搶佔“拉丁文本位”解釋權，這一格局變化折射出近代中國從被動接納外來知識體系到主動甄別、重構本土學術體系的艱難轉型。
天津外國語大學日語學院孫若聖教授以金子二郎為中心，梳理戰後大阪外國語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建構與流變，指出其課程體系既體現對新中國文藝觀的重視，也反映出在動態語境中構建穩定史觀的困難，併為戰後日本形成客觀的中國認識提供了重要學術平臺。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謝定元博士後主要依據韓國外交史料館、總統記錄館等檔案，考察1971—1979年朴正熙政府對華認知與政策轉變的歷史過程，指出這一轉變受國際格局變動與韓國外交戰略調整推動，又從根本上受到南北對峙和中、蘇、朝三角關係的制約，因而並非以關係正常化為直接目標，而是東北亞既有安全結構內漸進、有限度的接近。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楊嬋副教授以“日本發展的兩條路線”為題作報告，聚焦於近代日本發展路線中國際主義者路線與軍國主義者路線。
第一組第三場討論會以“空間政治、社會整合與戰爭記憶”為主題，由河北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許益菲副研究員主持，天津外國語大學孫若聖教授評議。其中，湘潭大學哲學與歷史文化學院瞿亮副教授、胡展赫梳理明治時代演劇界的發展蛻變與國家意識的糾葛，指出甲午戰爭期間戰爭劇、軍隊參與與觀眾暴力共同把劇場轉化為戰爭情緒生產與國民動員的場所，“文明登臺”與“侵略入戲”相互交織，最終促成劇場空間的國家化與帝國化。
江西師範大學科學技術學院副教授餘靜穎以近代日本社會轉型中的女性發型為研究主題，從身體史角度來探究這一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宋燕鵬編審考察馬來（西）亞柔佛州峇株巴轄華人移民社會的形塑途徑，指出其領導模式由港主及僑領個人權威，經中華商會、益群書報社到戰後中華公會，經歷了由個人權威向制度權威、由地緣組織向公共組織的轉型，海外華人社會並非靜態的移民聚落。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尹曉亮老師分析戰後日本對核武器的認知演進與日本核政策調整的新動向，指出“無核三原則”鬆動意味著曾被長期視為“不能言說”的“擁核禁忌”正被推向公開的政治辯論，日本安全政策的底層邏輯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姜博助理研究院梳理20世紀早期駐朝鮮總領事館界址的空間爭奪，指出朝鮮總督府、日本商人、朝鮮華僑與國民政府外交部等不同主體圍繞館產的角逐，使這一空間成為東亞傳統秩序與殖民統治現實相互碰撞的場域。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姚子騰博士對明治日本時期公共空間的國家生產問題展開研究。
第二組第一場以“交聘、禮儀與前近代海上貿易網絡”為主題，由浙江工商大學東西文明互鑑研究院王侃良副研究員主持，鄭州大學外國語與國際關係學院葛繼勇教授評議。其中，浙江工商大學東西文明互鑑研究院張曉舟老師以渤海康王大嵩璘的兩封“啟”為中心討論渤海與日本交聘中的政治身份認定，指出渤海以唐朝冊封的官爵作為統治正當性來源，不能由“復高麗之舊居，有扶余之遺俗”等表述推出渤海對高句麗的“繼承國”身份認定。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孫志鵬副教授師從文明史視角提出日本社會演進“三階段八形態”的分析框架，以生產方式、政治組織體制與經濟社會結構的多重維度，把握日本社會演進的連續性、差異性與文明躍遷機制。
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高語莎助理研究員對渡唐天神傳說的相關文獻進行分類，揭示該傳說在流傳過程中形成的不同史料體系，為闡明其傳播機制提供新的視野。
復旦大學外文學院韓語語言文學系成高韻老師結合考古資料與歷史文獻考察12—14世紀濟州島出土中國陶瓷的消費與流通，認為濟州不宜僅被視為中日海上貿易的中轉節點，也不能簡單理解為高麗半島陶瓷消費模式的延伸，而應被理解為跨區域海上物資流通與島內社會消費相互交匯的空間。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年旭教授考論明代朝鮮迎接都監及其迎“天使”禮規，指出壬辰倭亂後朝鮮強化“事大尊明”禮制，迎使禮規趨於繁複並加重財政負擔，至清代中國主動精簡迎使禮規後方得紓解。
第二組第二場以“東亞近世的權力、知識與信仰建構”為主題，由山東大學歷史學院丁晨楠副教授主持，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年旭教授評議。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錢靜怡副教授通過比較太閣檢地與戰國大名後北條氏檢地，指出豐臣政權的檢地政策多建立在既有歷史前提之上，其村落支配以村落自治為基礎，並從長時段考察太閣檢地與兵農分離政策對村落髮展的長期影響。
河北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許益菲副研究員以“傳統、日常、權威”三個關鍵詞串起近世日本天皇與儒學的關係，通過後光明天皇進講《周易》、釋奠再興等史事，分析儒學讀書會如何進入天皇日常，並參與重塑朝廷的文化權威。
山東大學歷史學院胡煒權副教授細讀《通航一覽》、《薩藩舊記雜錄後篇》、《異國日記》等日本史料，重新檢討琉球侵略前夕德川政權對明覆交的交涉策略，認為1609年薩琉戰爭本質上是德川政權主導、對明交涉失敗後的次選方案，將其矮化為島津家為主體的入侵有失偏頗。
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成思佳教授梳理越南阮朝官方海神信仰體系的整合與塑造，指出嘉隆帝以會同廟、祈風壇實現諸神初步統合，明命帝進而形成等級分明的官方祭祀體系，源於中國的海神日益成為官方崇拜主體，本土海神地位相對下降。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趙檬錫老師以“按圖求食：近世東亞救荒植物知識的視覺重構”為題，考察《救荒本草》植物圖在近世東亞的跨域流通，指出技術圖像的認知地位取決於支撐其運作的視覺基礎設施：明代地方官府、商業出版與專業編纂對圖像各有重構，18世紀傳入日本後又經蘭學網絡在生態危機中轉化為備荒求生手冊，圖像的知識權威須在不同地方語境中由歷史行動者持續重建。
第二組第三場以“跨海域往來與信息流轉”為主題，由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孫志鵬副教授主持，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成思佳教授評議。其中，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朱思成博士後重新檢視“絲銀之路”這一經典範式，梳理“中國大帆船”貿易及其版圖重塑，指出跨太平洋大帆船體系不僅主導“白銀—商品”對流，也在長達兩個半世紀裡塑造了東亞海域的貿易節律與商業秩序。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孫中奇老師考察15至16世紀中葉南海諸國信息在朝鮮、日本的傳播及其限度，指出琉球轉口貿易與明朝朝貢體系雖維繫了信息通道，但接觸地帶的運行模式與兩國既有知識秩序共同制約了域外信息進入公共知識的過程。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戴琳劍老師重新審視朝鮮王朝的海洋管控，指出在“海禁”、“海防”等限制性政策之外，朝鮮仍頻繁開展海路運輸、沿岸貿易與對外使節往來，其海域並非封閉空間，並由此檢討既有分析框架。
山東大學歷史學院丁晨楠副教授考察19世紀朝鮮燕行使在北京紅參參鋪的情報蒐集活動，指出兼具商品交易、文人聚會與信息交換功能的參鋪，突破了朝貢體制下官方文書的侷限，成為燕行使情報活動的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朱玫老師、陶江銳博士生以《解怪祭謄錄》所見蟲災議處公文為中心，考察17世紀朝鮮官員如何援用災異解釋、古代捕蝗事蹟與祭祀禮例，並依據蟲情續報不斷調適禮例規定與實際處置。
圓桌討論環節以“AI時代的東亞區域研究”為題，由上海師範大學趙檬錫老師主持，戴琳劍、丁晨楠、瞿亮、王侃良、孫若聖、孫中奇六位學者參與對談。王侃良副研究員結合自身研究方向中數智方法的運用，與會學者圍繞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給東亞區域研究帶來的方法更新與學科建設議題展開交流。
王侃良副研究員作主旨發言
此次研討會的舉辦，不僅促進了國內亞洲文明研究領域的學術交流，也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亞洲文明研究中心與光啟國際學者中心注入新的活力，為構建區域國別學視域下的亞洲文明研究體系貢獻了智慧與力量。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