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5日下午，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絲綢之路藝術研究中心主辦的第四十五場汲古論壇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順利舉行。本期論壇以“古舊地圖數字化與草原絲綢之路貿易網絡的構建——《西北隊商路要圖》解譯”為主題，邀請到首都師範大學燕京資深教授、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張萍擔任主講人，復旦大學樊如森教授、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白鴻葉擔任與談嘉賓，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郭婷主持｡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谷卿研究員在論壇最後做了簡短總結，院內、所內及相關領域學者到場參會。
張萍長期從事歷史地理、GIS與數字人文研究，她在報告開篇即點明瞭歷史地理學數字化轉型的學科背景，自GIS技術普及以來，傳統以紙質地圖為媒介的歷史地理學面臨著從“讀圖”到“數圖”的轉換，並釐清了絲綢之路的概念、結構與發展。
隨後介紹了她主持開發的“絲綢之路歷史地理信息開放平臺”，並提及該平臺建設之初，團隊選擇的是相對容易定位的陸上絲綢之路（即沙漠絲綢之路或者綠洲絲綢之路），張萍解釋道，自李希霍芬提出概念以來，狹義上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從長安或洛陽出發，經河西走廊、新疆，跨越中亞、西亞直至地中海的這條農耕—綠洲通道。廣義的絲綢之路包括沙漠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以及西南絲綢之路。201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就是指狹義的絲綢之路，其遺址33處，分佈於中吉哈三國。其中河南有4處，陝西7處，甘肅5處，可以看到，這些遺址分佈在中原農耕區、河西走廊綠洲和中亞河谷地帶，大雁塔、興教寺、碎葉城等遺址均有地面遺蹟可供定位，所以沙漠絲綢之路的線路復原有跡可循。張萍展示了現有成果，比如已將陸上絲綢之路從西漢至清代各時期的路線全部數字化，可以三維展示翻山越嶺的具體走法，甚至導入手機即可導航重走玄奘路線。
同時，張萍從歷史角度也闡明，草原絲綢之路同樣不可忽視，但是較之於沙漠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貿易網絡復原面臨著繁難與困境，原因有二：第一，草原絲綢之路主要通行於蒙古高原，自古為遊牧民族活動的區域，匈奴、突厥、蒙古等活動於此，逐水草而居，不治宮室，聚落與城鎮發展緩慢，很難進行地理定位。第二，草原商業運輸方式的特殊性。草原地區多以駝隊運輸，駝隊所走的路線記載很少。張萍坦言，網絡上常見的草原絲路地圖“就是一條虛線拉過去，你也不知道它具體走到哪兒”，根本無法定點復原。此外，駝隊運輸的路線與行人、驛路並不相同——駱駝喜食鹼草，專走有鹽鹼植被的路線，這進一步增加了復原的難度。
張萍補充介紹了當下古舊地圖資源的存世數量以及出版情況，簡要介紹了中國國家圖書館編撰的《輿圖要錄》、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現藏地圖已經出版的各城市古舊地圖集等等，並進一步闡明，數據化的地圖已經在大面積的計量統計、城市形態演變的動態研究、河湖水系、沙漠變遷研究、歷史時期交通道路的深化研究等領域輔助歷史研究。
報告的核心個案，是一幅藏於國家圖書館的《西北隊商路要圖》。此圖為1:25萬單幅彩色圖，另一幅同圖藏於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亞洲經濟研究所。國圖原標註年代為“194？年”，信息極為簡略。通過地名考證，張萍斷定此圖為日本繪製，圖中將呼和浩特標註為“厚和浩特”，這一地名僅在1937年10月至1945年8月日佔時期使用，另一點，國民政府在收復伊盟東勝與桃力民辦事處的時間是在1941年3月，所以推斷此圖形成並適用於1941年3月-1945年8月之間。
這幅圖繪製了，跨越陝甘長城以北，包括鄂爾多斯高原、阿拉善蒙古草原、賀蘭山區以及陰山以北廣大地區的商貿路線圖，涵蓋了整個西北駝隊草原絲綢之路貿易的核心區域。更關鍵的是，圖上同時繪有“舊隊商路線”與“隊商路線”兩套系統，意味著它保存了兩個時間斷面的商路信息。它涉及的路線，一是在阿拉善草原，它連接河西地區，張掖、蘭州一直到跨越寧夏，石嘴山，到河套一帶，這條路線跨越阿拉善額魯特草原，是該區域的主體路線，路線很長，由數條商路匯合而成；另外一條是穿越鄂爾多斯高原、從吳忠堡直抵包頭的路線，傳統交通多經四子王旗等王府連接，而此路線幾乎避開所有王府，在已有史料和地圖中均無記載。
張萍結合史料考證，穿越鄂爾多斯高原這條路線的歷史背景逐漸清晰，七七事變後，日軍相繼佔領歸綏、包頭，扶持蒙古王公成立“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國民黨綏遠省府敗退陝北榆林，1939年遷至陝壩，實際控制區僅剩河套一隅；1941年3月又將伊克昭盟的東勝與桃力民收回，設東勝縣與桃力民辦事處（相當於縣級政府），幾方犬牙交錯，正常商路被切斷，商人被迫走私求生。張萍引用的一條關鍵史料寫道：“自包綏淪陷，北道交通斷絕以來，石咀山、黃渠橋已極蕭條。貨物皆改道寧平路，由平涼運輸。更有少數商賈以吳忠堡為其根據地，組織駝隊，冒險由蒙古草地至包頭偷運仇貨入境，以圖重利。數年以來，吳忠堡一躍而為全省之商務重鎮。”圖上這條從吳忠堡直穿鄂爾多斯、在桃力民與東勝之間取道的路線，正是史料中那條“走蒙古草地”的偷渡線。由於避開了日偽控制區和國民黨稅卡，這條路線在抗戰時期（約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承擔了極其繁忙的走私貿易，也直接造就了吳忠堡的經濟崛起——這個原本的小鎮一躍成為寧夏全省第二大商埠。
在阿拉善草原方向，圖中標註的“巴彥木圖”（今巴音毛道）通道同樣意味深長。傳統上，定遠營（今巴彥浩特）是寧夏通往蒙古草原的核心樞紐，清康熙年間因公主下嫁而建王府。但抗戰時期馬鴻逵控制定遠營後嚴加盤查，商路被迫改道巴彥木圖。1938年，馬鴻逵部又將“巴彥木圖”加以控制，在磴口設立稅卡，對過境貨物徵收50%的重稅，從側面印證了這條通道上貨運量之大，是當時較為重要的商貿路線。
數字化復原過程中，張萍團隊還發現了豐富的商路地名遺存。比如：蔡家店、生計亮、義興永、德義昌、自成勇等等，這些散佈在鄂爾多斯高原上的小地名，實則是山西、陝西商人當年開設的店鋪名號；三盛公則是包頭最大商號復盛公在三道河開設的分號，如今僅存“三盛公水利樞紐”這一地名。此外，長城以北五十里禁留地上的“夥盤地”群落（如楊傢伙盤、孫傢伙盤），記錄了清代漢人移民“春去秋歸”、逐漸定居的歷史過程。這些地名往往是特定時期地方經濟形態的集中反映，張萍呼籲，這些未經雅化的原始地名是非常珍貴的文化遺產，應當多予以關注。
最終，以點對點考證方式將地圖點位落地，復原出舊隊商路線與新隊商路線兩套圖層。鄂爾多斯穿越路線在地圖上看似直線，實際落地後呈曲線，穿行於東勝與桃力民之間，避開雙方控制與稅卡。張萍認為，這條路線才是“真正的貿易路線”，不一定是大路或驛路，而是駱駝實際行走的路線。報告結尾，張萍進一步提出了古舊地圖復原的方法論意義：還可以作用於古代交通道路數字復原的方法、民國西北六省的界定、環境史與環境變遷研究等。
兩位專家分領域進行了評議。樊如森教授在與談中高度評價了張萍的學術貢獻，認為她具備“新理論、新方法、新問題、新史料”四個層面的創新，肯定了個案研究對於絲綢之路的價值，同時也提出了一點商榷：圖中復原的這些駝隊路線，究竟屬於國內貿易商路還是與國際貿易直接相關？
白鴻葉老師從古舊地圖的管理、使用出發，闡釋了古舊地圖在歷史地理研究中的難點與突破點，比如無圖名、無作者、無年代的地圖，給學術利用帶來困難，需要前期充分考證才可利用，再比如古地圖數字化、矢量化和可視化的定位難點等等。互動環節，現場觀眾與主講嘉賓就復原中古今地理差異的處理問題、歷史學研究與人工智能的關係等展開討論。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谷卿研究員在總結中指出，張萍教授以一張古舊地圖為切口做微觀深描，並嵌入傳統學科的數字化轉向與變革，來討論陸上絲綢之路的道路復原，可謂是“史雖舊學，其命維新”。
一張《西北隊商路要圖》從國圖庫房的編目卡片中被打撈出來，經地名考證、空間定位與數字化復原，不僅讓抗戰時期鄂爾多斯高原上那條沉默的走私商路重見天日，更實踐了“古舊地圖＋遙感影像＋地名學”相結合的研究路徑，為長期因“逐水草而居”而難以定點復原的草原絲綢之路貿易網絡，提供了一條可操作、可推廣的方法範式。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