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陵：一個現代政治符號的誕生（修訂版）》，李恭忠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9月出版，2026年6月重印，476頁，89.00元
南京因緣與問題意識
我與李恭忠教授相識，得力於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的學術因緣。好友孫江教授主持學衡研究院期間，多次邀我前往南京訪問、開會。南京是一座很容易使歷史學者放慢腳步的城市。它兼具六朝古都、明清以來江南政治與文化重鎮，以及民國政治記憶匯聚地等多重面貌。每次到南京，我除參加學術活動之外，也常抽空走訪中山陵與紫金山一帶的史蹟。中山陵自然是最醒目的所在。從牌坊、墓道、石階到祭堂，整個空間一步一步將遊人帶入莊嚴、開闊而富於象徵意味的歷史現場。只從陵墓建築觀看它，仍不足以充分理解它在近代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位置。
從中山陵石階中段仰望祭堂
中山陵周邊還有許多相互牽連的歷史地景。美齡宮、靈谷寺、譚延闓墓，以及今日已蕩然無存的汪精衛墓，都使紫金山一帶成為一片複雜的政治記憶空間。有些記憶被保存下來，有些被重新解釋，有些則逐漸退入沉默，只留下地名、傳聞和歷史知識。保存、重塑、遺忘與日常遊覽交會於同一片山林，正是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縮影。也因此，每次走訪中山陵，我總感到歷史並非只寫在檔案、報紙與回憶錄之中，也凝結在道路、山林、建築、墓葬、石階和遊人的身體經驗裡。李恭忠教授的《中山陵：一個現代政治符號的誕生》，正是一部能把這些現場感受轉化為嚴肅史學問題的著作。
南京靈谷寺大雄寶殿
南京譚延闓墓
李恭忠也曾說明，這本書的選題與他在南京的現場經驗有密切關係。他觀看中山陵時，並未將它孤立為單一建築，而是放在整個紫金山地景之中，與明孝陵、廖仲愷墓、譚延闓墓及其他名人墓葬聯繫起來觀察；書中關於中山陵建築精神的分析，也來自多次實地考察與文獻研究的結合。這一點對理解本書非常重要。此書雖然題為《中山陵》，關懷已超出陵墓本身，而是通過一座陵墓，探討孫中山逝世後，其身體、葬禮、陵園、建築、儀式、稱號與公共記憶，如何一步一步被轉化為現代中國政治文化中的核心符號。
從生前研究到身後記憶
孫中山研究是一個極為豐富的領域。關於他的革命活動、思想來源、海外網絡、國共關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訓政思想與建國方略，海內外學界已有大量成果。李恭忠的敏銳之處，在於將視線由“生前的孫中山”轉向“死後的孫中山”。他在導言中明白指出，既有孫中山研究有一個明顯傾向，即重“生前”而輕“死後”；孫中山身後形象的變遷及其深遠影響，長期以來仍是學術研究中的薄弱環節。這個視角轉換，使我們重新理解歷史人物的生命。對一般傳記而言，死亡常是敘事的結束；在政治文化史中，死亡卻可能開啟另一段歷史。孫中山去世之後，他逐漸由革命者、思想家與政治領袖，轉為被哀悼、被安葬、被書寫、被朝謁、被教導、被爭奪的政治符號。
這正是《中山陵》最重要的貢獻。李恭忠處理的重點，並非“孫中山究竟偉大與否”這樣單線式的評價問題，而是追問孫中山何以在死後被塑造成具有高度政治效力的象徵，哪些人參與了這一塑造過程，這一過程又通過哪些制度、媒介、儀式和空間完成。它與1920年代國民黨的組織重建、國民革命、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以及“黨國”體制的形成互相交織。李恭忠在導言中說，本書著重考察孫中山逝世後的葬事操辦和中山陵作為巨型政治符號的興起過程，並將之與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和“黨國”體制建立過程結合起來分析，藉此展現國民黨人如何通過喪葬政治塑造孫中山身後形象、樹立新式精神偶像並增進現代國家認同。這一問題意識，使本書越過單純建築史或單一人物研究，進入政治文化史與記憶史的核心。
1925年，孫中山葬禮上的靈車。西德尼·甘博攝，杜克大學魯賓斯坦圖書館藏。
中山陵作為現代政治符號
李恭忠對“政治符號”的理解，也沒有停留在圖像或標誌的層面。中山陵成為現代政治符號，關鍵在於一整套命名、選址、設計、修建、宣傳、奉安、謁陵、教化與日常實踐，共同構成了意義網絡。從1925年孫中山逝世，到輿論與政治力量圍繞“陵”之稱謂形成共識；從選址南京，到設計競圖與工程建設；從1929年奉安大典，到1930年代以後集體謁陵的制度化，孫中山逐步被符號化，也逐步進入現代國家的象徵秩序。符號在此並非單一視覺標誌，而是透過命名、建築、儀式、傳播與日常實踐共同構成的意義網絡。
本書第一個值得注意的層面，是它重新解釋了喪葬政治。孫中山逝世時，中國仍處於南北分裂、政權競逐與政治秩序重組的局面。他是中華民國的創建者，也是北京政府的對立者；是國民黨總理，也被許多不同政治力量視為共和元勳。於是，如何安葬孫中山，便牽涉禮儀、名分、繼承與政治合法性。國葬、黨葬、民眾哀悼、國民黨治喪、段祺瑞政府的因應，以及後來南京國民政府對奉安大典的安排，均顯示孫中山身後喪事已成為政治運作的對象。李恭忠提醒我們，現代政治除了在國會、軍隊、政黨和行政機關中運作，也在葬禮、靈柩、祭文、送葬隊伍和紀念儀式中展開。喪葬政治之所以重要，正在於它能將悲痛、崇敬、秩序、名分和權力重新編織在一起。
1929年6月1日，孫中山靈柩奉安大典。
第二個層面，是建築與空間的政治意義。中山陵既承接中國陵墓傳統，也吸收近代紀念建築的空間語言。它要表現孫中山作為革命領袖與民國創建者的地位，也要使新式國家與民眾參與發生關係。因此，李恭忠特別重視中山陵“開放的紀念性”。中山陵有莊嚴的中軸、長階、祭堂和墓室，也有面向群眾的開放空間。這種空間使參觀者感受偉人與國家的莊嚴，也讓大眾可以通過登臨、觀看、默哀與合影，成為紀念活動的一部分。死者形象並未被封閉於墓室之中，而是通過空間安排持續向外展開。這種開放性，使中山陵得以超越單純陵墓，成為民國政治文化的公共舞臺。
我多次走訪中山陵時，對這一點特別有感。從山下拾級而上（共三百九十二階），身體在移動，視線也在被安排。走過牌坊、墓道和石階，人的心情會逐漸由遊覽轉入肅穆。到達祭堂前的大平臺，再回望南京城與紫金山，便很容易感受到一種近代國家紀念空間所要營造的宏闊感。這種感受來自文字、政治宣傳、地形、尺度、行走節奏、建築語言和歷史知識的共同作用。李恭忠的細膩處，正在於他能把這種空間經驗還原為可分析的歷史問題。中山陵的開放並非單純的建築特色，而是現代政治符號能否進入大眾生活的關鍵。
中山陵祭堂正面
第三個層面，是儀式如何使政治日常化。中山陵建成以後，國民黨高層、中央會議代表、軍公教人員、學校團體、社會組織、外賓與一般遊客，陸續以不同方式進入這一空間。集體謁陵逐漸從偶發行為形成制度化、常規化的政治實踐。李恭忠指出，在集體謁陵的語境下，中山陵成為一個建構性的微觀權力場域；墓主孫中山、國民黨中央、各級組織者和具體參謁者，各自居於不同位置。謁陵者在祭堂中肅立、唱歌、恭讀遺囑、默唸或宣誓，政治權威由抽象理念轉化為身體姿勢、儀式時間和共同記憶。書中還特別注意到，集體謁陵兼具政治規訓與休閒觀光的性質。這一點十分精彩，因為它使我們看到，政治權威既透過命令和組織，也藉由旅行、參觀、合影、遊覽和節日活動，進入普通人的生活節奏。
這裡也可以看出本書的敘事功力。李恭忠並未把中山陵寫成一個單向度的權力裝置。他反覆呈現符號建構過程中的張力。奉安大典固然隆重盛大，大眾娛樂文化、商業廣告與政治分歧，也會改變莊嚴儀式的接受方式。集體謁陵具有規訓功能，謁陵旅行也有遊覽與休閒成分。中山陵被塑造成“國之聖地”，同時仍與城市生活、觀光活動和普通人的好奇相連。正因如此，本書呈現的是一部充滿細節、矛盾與變化的政治文化史。它讓我們看見政治符號如何被生產，也讓我們看見符號在進入社會之後，如何被接受、轉用、稀釋，甚至部分脫離原來設計者的意圖。
中山陵石階上的遊人
從新文化史重讀政治史
從方法上說，《中山陵》也是“新文化史”取徑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的成功示範。它處理的是國民黨、孫中山、南京國民政府和黨國體制這些傳統政治史的重要題目，卻避開制度條文、政治派系或領袖決策的單線敘述，改由事件、儀式、空間、象徵與身體實踐來重構政治運作。李恭忠在導言中談到政治史研究的“文化轉向”，指出政治符號、形象、儀式、紀念與集體記憶研究，開拓了政治史的新領域，也能從不同層面揭示政治運行和權力運作的機制。這正是此書的學術位置。它沒有把文化史當作政治史的補充材料，而是通過文化史重新理解政治史本身。
從史學寫作來看，本書還有一點特別值得稱道，那就是它在理論與敘事之間取得良好平衡。近年來，記憶研究、儀式研究、政治符號研究和新文化史理論，已經成為理解現代政治的重要工具。但理論若使用不當，容易成為外加框架，使歷史材料失去原有的細節與生命。李恭忠的寫法並非如此。他熟悉理論問題，卻不讓理論壓倒材料；他重視政治文化概念，卻始終回到具體事件、人物、檔案、報紙、建築與儀式。也因此，本書讀來既有清楚的問題意識，又保留了歷史過程的曲折、偶然與複雜。它不是先把一座陵墓放入既成理論，再用材料加以證明；讀者是在喪葬、工程、儀式、宣傳和謁陵活動的展開中，逐步看見一個現代政治符號如何生成。
這種寫法也提醒我們，好的政治文化史不應只談宏大概念，也要能處理細節。孫中山的遺體如何安置，葬禮如何命名，陵墓如何選址，設計圖如何競徵，工程如何推進，奉安大典如何安排，謁陵隊伍如何組織，參與者如何行禮，報紙如何報導，民眾如何觀看，這些看似細小的問題，正是政治文化得以落地的地方。現代國家並非只靠憲法、軍隊和官僚機構存在，也靠紀念日、標語、肖像、紀念建築、公共儀式和共同記憶來維持。李恭忠把這些材料連成一個過程，使讀者明白，政治權力的柔性運作有時比剛性制度更難捕捉，卻同樣值得重視。
與孫中山記憶研究的對話
筆者近年來也一直關心孫中山形象的歷史變遷。2025年是孫中山逝世一百週年。我曾在《百年來孫中山的記憶、敘事與建構》一文中指出，孫中山是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創建史上的核心人物，也是歷史記憶與政治操演的焦點。所謂“誰是孫中山”牽連歷史事實、自我認同、國家合法性與意識形態的鬥爭。百年來，他曾經是神格化的“國父”，也是官方話語中的“革命先行者”，又是海外學界筆下具有跨文化經驗的“跨界者”。不同政權、不同時代和不同學術傳統，各自塑造了不同的孫中山。
在這一脈絡中，李恭忠的研究有其特殊位置。羅家倫等人的著作代表一種建構性的“國父”敘事，黃宇和等人的研究試圖還原一個較複雜的孫中山，張朋園則從政治思想史角度解構民權、訓政與威權之間的張力。李恭忠所做的，是將問題從“孫中山本人究竟如何”推向“政治權力如何生產孫中山的身後形象”。我在前述文章中曾指出，李恭忠的研究聚焦國民黨如何系統性塑造孫中山的“國父”形象，並分析中山陵、紀念堂、教科書、國定儀式等手段如何構成高度統整的象徵體系，使“總理”符號神聖化，並將孫中山思想制度化為國家合法性與統治正當性的來源。這種研究突破了人物本身，轉而追問政治權力如何生產歷史記憶，以及“國父”這一符號如何透過制度、儀式與傳播被塑造、挪用與異化。
然而，讀《中山陵》不能只看到“造神”或“政治操演”。如果只用這類字眼概括本書，反而會低估它的複雜性。李恭忠細緻說明政治符號之所以有效，往往是因為它連接著某些真實的歷史情感與未完成的公共願望。孫中山之所以能被塑造成現代政治符號，固然與國民黨的宣傳、組織與制度化努力有關；但也不能忽略，他在辛亥革命、共和建國、民族獨立與民生改善等問題上，確實為近代中國留下了強大的象徵資源。政治符號不是憑空創造的，它必須依附於某種可被承認、可被重複講述、可被人群投射希望的歷史材料。中山陵之所以能成為中山陵，並非只有國民黨的意志在發揮作用，孫中山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位置也提供了符號生成的條件。
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
思想遺產與政治符號
這也可以和筆者另一篇關於孫中山思想的文章相互參照。在《孫中山思想的歷史意義》中，我嘗試說明，孫中山思想的意義，在於確立共和觀念、提出現代建國議程，併為後來的政治發展留下持續爭論的思想資源。三民主義將民族獨立、人民主權與民生改善結合起來，但其中也包含國家能力、精英領導、直接民權、社會分配與政黨訓導之間的內在張力。換言之，孫中山的思想遺產本來就不是一組封閉答案，而是一組未竟問題。它可以支持政治整合，也可以成為批評現實的依據；可以被國家權力吸納，也可以被後人重新解釋。
李恭忠的《中山陵》正好使我們看到，思想遺產如何進入空間、制度與儀式。孫中山生前提出民族、民權、民生，身後則被安置於陵墓、紀念週、奉安大典、謁陵儀式與國家敘事之中。思想與符號在此並非兩個分離的領域。沒有思想，符號可能失去厚度；沒有符號，思想也不容易進入公共生活與集體記憶。問題在於，當思想被固定為“遺教”，當紀念被制度化為忠誠表態，當“總理”或“國父”的名義凌駕於公共討論之上，原本具有開放性的思想遺產便可能變成排除異議的正統。從這個角度看，《中山陵》不只是一本研究孫中山身後形象的著作，也是一部關於現代中國如何處理思想、權力與記憶關係的著作。
孫中山思想中的張力，也能幫助我們更深入理解中山陵的象徵結構。孫中山強調人民主權，同時也強調政治訓導；期待共和憲政，晚年又強化革命政黨的領導；追求民生幸福，也寄望強有力的國家建設。這些矛盾並未在其生前完全解決。中山陵作為政治符號，正是在這些未竟問題中形成。它紀念一位創建共和、主張民權的革命者，也被納入黨國儀式，成為訓導、規訓與正統化的中心。從陵墓向外延伸的，除了對孫中山個人的追思，還有近代中國建國理想與政治現實之間的緊張。
中山陵紀念奠墓禮的石刻，刻文記載1926年3月12日中國國民黨為孫中山陵墓舉行奠墓禮。
重新觀看孫中山
因此，我以為《中山陵》對繁體中文讀者特別有意義（遠流出版社，2026年10月）。對我們而言，孫中山長期是一個熟悉的名字，他的畫像更曾掛在各種會議室。他曾出現在課本、校園、紀念日、公共建築、道路名稱、儀式語言與政治教育之中。正因熟悉，人們有時反而容易忘記，這些形象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在具體歷史過程中被選擇、整理、傳播和制度化的。李恭忠的書提供了一個重新觀看的距離。它使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理解，紀念如何形成，權力如何運用紀念，社會又如何接受、改寫或淡化紀念。重新研究中山陵，不是取消歷史情感，而是使歷史情感接受史料和理性的檢驗。
這對今日的兩岸讀者也有啟發。孫中山仍是兩岸共同熟悉、共同使用，也共同商榷的歷史人物。不同政治社會對他的理解不盡相同，但這種差異不必然使孫中山失去作為共同歷史資源的可能。我曾主張，所謂共同遺產，是不同群體可以共同接近、反覆解釋並公開討論的歷史資源，其意義在流傳和爭論中不斷形成。若以此理解孫中山，則中山陵也不應只是某一敘事的所有物。它可以成為我們討論現代中國如何生產政治象徵、如何使用歷史人物、如何在紀念與批判之間保持平衡的重要入口。
筆者在關於孫中山思想的研究中，也曾把“天下為公”理解為一條可持續詮釋的線索。它可以貫通國家尊嚴、人民權利與公共福祉，也可以提醒我們，任何代表公共利益的主張，都必須接受檢驗。從這一角度看，中山陵最值得思考之處，不只是它如何把孫中山塑造成神聖象徵，也在於它使我們追問：誰有權界定“公”？誰有權把歷史人物的遺產轉化為政治秩序？當人們在中山陵前默哀、宣誓、拍照、觀光或沉思時，他們與孫中山之間的關係，究竟是服從、認同、敬意、好奇，還是歷史反思？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答案，卻正是李恭忠此書引導我們提出的問題。
中山陵陵門與“天下為公”題額
紀念、權力與歷史理解
《中山陵》的意義在於它提供給我們一個重新閱讀民國政治文化的機會。對我們的讀者而言，李恭忠的研究或許會帶來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受。熟悉的是孫中山、中山陵、國父、總理遺教、三民主義、奉安與謁陵這些詞語；陌生的是這些詞語背後那套具體的歷史生產過程。當我們理解“國父”形象並非一開始便完整存在，而是經由喪葬、建築、儀式、教育、媒體與政治實踐逐步生成，便能以更成熟的方式面對自己的歷史記憶。
歷史研究需要解構，也需要理解；需要揭示權力，也需要體會情感。孫中山逝世後，許多人確實感到悲痛與失落；國民黨也確實利用這種悲痛與崇敬，進行政治整合與合法性建構。兩者並不互相排斥。只看到真誠哀悼，會忽略權力運作；只看到政治操作，又會低估歷史人物在群眾心中的真實位置。李恭忠的長處，正在於他能在兩者之間保持史家的距離。他沒有把中山陵寫成純粹神聖的民族聖地，也沒有把它簡化為虛假的政治道具，而是呈現其作為現代政治符號的多重面向。
這樣的研究，對我們理解汪精衛墓的消失也有啟示。中山陵的持續存在與汪精衛墓的蕩然無存，形成引人深思的並置。前者被保存、維護、參觀、書寫，持續吸引遊人與研究者；後者則因歷史評價與政治記憶的變動而被清除（有關此一議題參見楊治宜的《汪精衛與中國的黑暗時代》）。這並非本書的主要論題，卻是南京現場給讀者的另一個提醒：歷史記憶從來不是自然沉積而成。哪些人物被紀念，哪些建築被保存，哪些墓葬被拆除，哪些故事被反覆講述，哪些名字被沉默處理，都與政治權力、道德評價、社會情感和時代變遷有關。從這個角度看，中山陵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它之所以存在，如何存在，又如何被不斷重新解釋，正是史學需要追問之處。
南京中山陵博愛坊上部的“博愛”題額與石雕
結語：重新閱讀中山陵
李恭忠的《中山陵》出版以來，已在民國政治文化史、記憶研究和孫中山研究中佔有重要位置。此次繁體中文版問世，使兩岸學界能在共同史料與共同問題上展開更細緻的對話。孫中山不是某一種敘事所能完全窮盡的人物，中山陵也不是單一意義可以完全概括的空間。正因如此，它們才值得一再研究。史學的任務，不是把複雜歷史化約成簡單結論，而是讓我們看見覆雜性本身，並在複雜性中尋找較可靠的理解。
一座陵墓若只是石頭、臺階和屋頂，便只是建築；一旦承載哀悼、權力、信仰、儀式、觀光、教育與國族記憶，它便成為理解現代中國的一把鑰匙。李恭忠的《中山陵》正是這樣一部著作。它使我們重新看見孫中山，也重新看見現代中國如何藉由紀念來理解自己、組織自己，並想象自己的未來。對曾經多次行走於南京紫金山麓的我而言，閱讀此書，不只是閱讀一部學術著作，也是在重新理解那些曾經走過的道路、看過的建築與感受過的歷史氣息。中山陵仍在那裡，石階仍在，祭堂仍在，遊人仍在；但經過李恭忠的分析之後，我們再看這座陵墓，已不會只看到莊嚴的外觀，而會看到一個現代政治符號如何在歷史中誕生、運作、延續，並不斷等待後人重新解讀。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