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產業鏈上的綠色創新如何實現？面對人工智能浪潮和國際局勢變化，各方又如何達成新的共識？
2026年11月6日，澎湃新聞主辦的2026進博會上海會議活動“永續之道｜面向負責任的創新：構建綠色發展新共識”中，鏈主企業、循環企業、國際標準認證企業、環保公益組織、政策研究者和環境經濟學者，共同對此進行了探討。澎湃新聞副總裁、澎湃研究所所長張俊主持了這場互動交流，寶馬集團副總裁、首席可持續發展官格蘭·施密特，浙江華友循環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鮑偉，SGS通標標準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副總裁辛斌，無毒先鋒行動發起人、安徽省六尺巷慈善基金會秘書長毛達，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長李凌，以及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進行了討論分享。
綠色供應鏈：系統化與本地化
綠色創新需要在產業鏈上得到系統支持。這正是寶馬集團制定減碳目標並推進脫碳進程的辦法。以2019年為基準年，該集團此前為2030年設立的目標是將範圍3（Scope 3）的碳排放減少4000萬噸，近期的2035年目標則要在此基礎上額外減少2000萬噸碳排。寶馬集團副總裁、首席可持續發展官格蘭·施密特提到，要推進這一明確且有約束力的目標，就必須把它落實到企業的日常運營中，包括自身工廠的運轉和供應鏈的運行，以及產品的全生命週期。
寶馬集團副總裁、首席可持續發展官 格蘭·施密特（Glenn Schmidt）
他介紹，寶馬工廠在這方面發揮了明確的示範作用，如工廠使用地熱能等。而寶馬的供應鏈是高度國際化的，作為鏈主企業的寶馬也在推動供應商使用可再生能源。
而在關注產品全生命週期方面，他強調，要真正達成循環經濟，就必須從產品設計階段就考慮循環性和可回收性。比如，寶馬集團有自己的回收和拆解中心（RDZ），研發工作在此發揮作用，以充分挖掘“車輪上的礦山”，讓一輛車在報廢后能實現有效回收。
格蘭·施密特總結道，關鍵在於採用全面和系統性的方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責任，不僅在董事會或高級管理層，而應真正貫穿整個公司，落實到企業各個層面。
而在說到面前根本性的挑戰時，格蘭·施密特認為，是打破經濟增長和碳排放、資源消耗強度之間的關聯。他提到，2025年12月，寶馬集團發佈了2035年碳減排目標。同時也提出了業務活動對氣候影響的目標，即， 到2035年，每歐元營業收入對應的二氧化碳當量將降至2019年水平的一半。這需要將看似矛盾的目標協調起來，通過合作共同解決問題。
格蘭·施密特舉例指出，在新能源汽車全生命週期碳排放中，動力電池是碳排放佔比最高的零部件。寶馬推出採用第六代電芯技術的的新世代純電動車型。全新大圓柱電芯與上一代技術相比，能量密度最高提升20%，續航里程提升30%，充電速度最高提升30%。同時也能減少碳排。
“在任何良好的夥伴關係中，雙方都需要相互依賴。相互依賴能夠帶來繁榮，也能促進更深層次的合作。”格蘭·施密特強調，寶馬正在與中國的合作伙伴共同推動這一可持續創新的進程。
浙江華友循環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鮑偉
浙江華友循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華友循環”）也是寶馬集團循環經濟鏈條上的一環。針對綠色創新，華友循環總經理鮑偉提到，以往是寶馬對華友提出需求，打造了寶馬提供電池廢料、華友把再生材料還給寶馬的閉環；如今則是雙方共同開發技術和渠道，實現更為綠色的金屬和更多綠色金屬的保障。
鮑偉正巧在2026年上半年實地考察過寶馬集團回收與拆解中心。他也感到，這一位於德國慕尼黑的中心非常先進。“再生金屬被稱為綠色金屬，也更為減碳。礦山總有一天會被挖完，未來需要和使用的就是再生材料。從三元電池的角度，鈷和鎳的回收率已經達到98.5%以上。”鮑偉認為，循環行業為新能源汽車保駕護航做出了傑出貢獻，從安全環保處置、再生材料提供和資源保障的角度，退役電池的回收顯得越發關鍵。
作為新能源產業鏈上的重要一環，在退役電池處理方面，華友循環也在走自己的出海之路。鮑偉介紹，全球對應的需求十分龐大，包括日本、韓國、比利時、印度尼西亞與美國等，華友循環已在全球45個以上國家建設循環處理鏈條，但總共接到的需求來自多達90餘個國家。
就此，鮑偉認為，要針對每個國家的情況，找到最好的解決方案，這件事並不容易。因為，包括美國和歐洲等，各區域也在建造自身的退役電池處置中心；另外，出海循環企業還需適應包括法律在內的各種要求，必須與當地企業深度合作。由於中國開放了再生資源的進口，可採用的一種策略是，讓循環資源回到中國處置。
在中國循環技術出海方面，有許多樂觀的聲音。但鮑偉指出，同樣不可能照搬已有方案，而是需要和當地的政策與技術相結合，來實現一種更適合當地的技術。因此，當前的循環技術發展只是剛剛開始。比如，相比自礦山開採而來的溼法冶金工藝，面對廢舊動力電池，日後一定會有流程更短、成本更低的技術實現。也正在此背景下，華友循環與寶馬集團開始更深入合作，來共同實現新的技術模式。
綠色創新的跨國合作雖有挑戰，但也存在巨大潛力。需要在這一鏈條上，去協同標準和傳遞信任，為上下游提供“通用綠色語言”，減少重複審核和溝通成本。SGS通標標準技術服務有限公司，正是以提供國際標準檢驗檢測認證服務來承擔這一角色。
SGS通標標準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副總裁辛斌
SGS通標標準技術服務有限公司副總裁辛斌提到，跨國企業普遍存在三個痛點。首先，身處不同市場或面對不同買家，企業會遇到關於產品性能、低碳、循環材料、數據安全等方面的諸多要求，必須瞭解哪些要求適用於自身，其中哪些要點必須遵守，到怎樣的階段或在何時開始生效等。這對企業並不容易。其次，數據收集也是難題。過往需收集的碳排放數據涉及範圍1和範圍2，現在要收集到範圍3，關乎整個供應鏈和產品售後市場。另外，跨國企業在國內外有諸多工廠和分公司等，也會難於收集數據和了解信息。對此，企業需要採用數字化手段搭建管理平臺，實時獲取數據。最後，需要確保數據本身的可信性。這就需要企業建立完善的數據治理架構，包括獲取、使用、存儲、修改、更新等方面。以此確保原始數據真實可信，數據收集過程可追溯，以及結果可複測等。這樣才能在接受第三方驗證時，展現自己的數據可信度。
辛斌指出，面對人工智能和數字化的新一輪技術浪潮，產業鏈推進綠色創新，需關注三個要點：首先，須同步推進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與綠色創新，不能重技術發展而輕風險管控；其次，要關注可信數據體系建設，夯實可驗證的信任基座；最後是要注重全生命週期管理理念，不能只是單點突破，而是由產業鏈上下游形成協同創新生態。針對中國企業“走出去”合規成本和管理複雜度提升的課題，需要推動全球綠色標準的互認與協同，包括推進更多國際合作平臺的建設、加強綠色數據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建立面向未來的新型信任機制。
支持實現綠色溢價：從生產端到消費端
站在公眾的角度，無毒先鋒行動發起人、安徽省六尺巷慈善基金會秘書長毛達認為，社會應該對經濟增長與碳排放、資源消耗強度之間的關係投以更大關注——如果無法真正回應這一挑戰，意味著新的環境風險，導致看似“綠色創新”，實則事與願違。
無毒先鋒行動發起人、安徽省六尺巷慈善基金會秘書長毛達
毛達指出，當下AI算法效率提高，似乎可以減少消耗，但反而刺激了更多數據中心建設，產生更多能耗。這正是1865年“傑文斯悖論”指出的情況——提高煤炭能耗效率本是為了減少煤炭消耗，但反而刺激了更多煤炭的消耗。針對這類情況，毛達認為，在公共政策層面，應該強調總量控制。另外，也要培養全民節約和綠色生活的意識。
毛達提到，還有其他兩類值得關切的事與願違的情況。其一是“此消彼長”，即解決一類生態環境問題而採取的方案，造成另一類新的問題。其二是“遺憾的替代”，即為減少一種化學品或新材料的負面影響而研發替代物，但替代物應用後造成了此前未知的負面影響。對此，應當進行更全面和完整的環境影響評價，並且引入具有全生命週期預防原則的政策。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
這類規制的方向十分必要。援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德豪斯提出的“綠色社會”四大原則，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志青指出，界定人和自然關係的一套法律體系，正是其中首要；其次是要運用市場制度，分配稀缺的綠色要素資源；再次是要消除外部性，不能讓收益和成本不對稱；最後是要讓對應的弱勢群體也能運用環境資源。
也就是說，邁向綠色社會，還需減少生產端綠色創新的成本，對應消除外部性，即綠色金融；同時要實現產品和服務的綠色溢價，讓消費端能夠識別和接受，對應運用市場制度和賦能弱勢群體，即綠色消費。
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長李凌
在綠色創新相關產業政策和金融政策方面，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長李凌說到，當下具體的實踐已走到前沿，無論人工智能的創新，還是綠色創新，都沒有能直接效仿的對象，而是要根據現實需要去調整。2024年《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條例》明確提到綠色金融發展改革。在產業政策方面，是要定方向和建場景，提供技術方向上的戰略定力，也通過示範和標杆給出具體場景。以此為綠色創新提供資源。而金融政策則是防風險和給耐心，去降低信息不對稱，也提供長期資本。通過綠色項目庫和綠色金融平臺，項目可以與資金匹配。到2025年底，上海綠色金融貸款已達到1.5萬億。他提到，生態產品價值的實現機制，比如通過生態報告獲得貸款授信等，也是各地正在根據自身稟賦探索的一項工作。
李志青近期也在大量調研企業和金融機構。他的觀察是，在金融實踐中，如信貸執行過程中，已引入非常系統和完善的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其中甚至包括生物多樣性的方法和標準，為相應保護做法提供激勵手段。也就是說，金融機構和企業共同在推動，從源頭的可持續設計到最後的價值閉環，形成全生命週期的網絡。
而在綠色消費方面，能夠實現綠色溢價十分重要。李志青強調，綠色一定不是便宜的，而是更貴的；無論哪個層面的綠色——氣候緩解、適應乃至生物多樣性等，都要實現定價和交易。這也需要在全社會形成共識。
要實現綠色溢價，就要讓消費者理解綠色的產品服務，對自身健康、世界可持續發展是有利的。毛達指出，其間需要關切的一項“新共識”是，品牌企業如何做好綠色聲明，尤其是對可持續信息的展示。在中國，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廣告法》乃至新生效的《生態環境法典》在內，已有諸多法律對企業披露綠色信息進行規定；而市場認證方面，各協會也推出綠色產品的認證制度，既防止“漂綠”，即誇大其詞，也避免“綠緘默”（Green-hushing），即做了綠色的事情，卻唯恐說得不好而不敢說。而歐洲近期出臺的《賦能消費者綠色轉型指令》，嚴格杜絕企業進行模糊的或絕對的綠色聲明。比如，不能聲稱100%可回收，不能完全依靠買碳匯來實現自己的責任，也不能亂用容易混淆的標識，等等。該指令具備一定的標杆性和參考性。在聯合國層面，為了賦能企業做好自己的綠色聲明，聯合國環境署在2017年發佈的《關於提供產品可持續信息的準則》和2025年推出的“零售影響力”（Retail4Impact）全球倡議值得關注。而消費者也可據此判斷，一種商品或服務是否真正綠色。
“在經濟（Economy）、社會（Equity）和環境（Ecology）這‘3E’中取得平衡，是特別重要的任務和使命。”李志青認為，環境經濟學在理論上提出的“綠色社會”原則，確實可以在實踐中應用，也會隨著規模擴大取得很好的效果。
而這又需要各個方面的不斷努力。在最後的總結環節，李凌期待，去探索更多場景，讓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能夠和國際接軌。毛達則將跨界交流合作視為重中之重，希望站在對方角度多想問題，然後一起合作。辛斌希望看到，各行業、各企業多多分享最佳實踐，共同踐行可持續發展。鮑偉認為，未來的礦山一定是城市礦山，你我他每個人都在其中貢獻。而格蘭·施密特再次強調，可持續創新是要連接世界，而不是分裂世界。良好的合作必須相互依賴，而這可以帶來繁榮和更多的合作。
（Chloe Mao對此文亦有貢獻）
來源：澎湃新聞
